1901年，李鸿章死时，留给子孙10亿多元财产，没想到，52年后，他的孙子，43岁的李子嘉却是饿死的，死后身上只裹了一张薄席。 1901年李鸿章去世前，刚代表清廷签完《辛丑条约》，一生经手无数洋务、外交事务，敛财的门路比当时的商号还多。据梁启超亲自估算，他的遗产大概有几百万两白银，折算成现在的货币，刚好超过10亿。 这笔钱里，现金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实打实的“硬通货”——安徽、上海、江苏一带的田产就有250多万亩，光合肥东乡的耕地，他一个人就占了三分之二，每年光收租子就能稳赚5万石粮食；还有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这些当时的“垄断企业”，他都握着大把股份，再加上各地的当铺、银号，说是“富可敌国”一点不夸张。 李鸿章大概是觉得，自己这辈子吃够了苦，拼尽了力气，子孙后代就该坐享其成。他没想着教子孙怎么打理家产、怎么立足社会，只想着把最好的都堆在他们面前，让他们不用费一点劲，就能一辈子衣食无忧。 可他万万没料到，这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供养，不是疼爱，是捧杀，尤其是对他的孙子李子嘉来说。 李子嘉是李鸿章长子李经方和英籍妻子的独子，1910年出生在上海的李公馆，打小就活在蜜罐里，还是个金发碧眼的混血儿，外人都喊他“小洋少爷”。 他从小就有专属的中文、英文教师，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母亲怕他乱花钱，每月只给500银元零花钱——可能有人没概念，那会儿北京一套四合院也就40银元左右，500银元够普通人家过十几年好日子。 可即便这样，李子嘉还是觉得不够花，因为他根本不知道“钱是怎么来的”，只知道“想要就有”。 父亲李经方还特意分给他含山县1.3万亩租田、芜湖的恒丰仓楼房，还有上海一栋三层洋房，相当于一出生就手握“摇钱树”。可李子嘉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他不懂得租田需要打理，不懂得房产可以收租，反而觉得这些东西“麻烦”。 他眼里的钱，不是用来增值的，是用来挥霍的，十几岁就染上了鸦片，整天泡在赌场、风月场，根本不沾一点正经营生。 有人说李子嘉是“败家子”，可我觉得，他连“败家”都没资格算，败家至少还知道自己在败什么，他是纯粹的“瞎造”。 别人赌钱还会看家底，适可而止，他倒好，赌起来不管不顾，一顿牌局就能把苏州观前街半条街的商铺输光，输了之后不仅不心疼，还笑着说“再赢回来就是”。 为了讨好舞女，他能豪掷3000银元买下整座怡红院当聘礼，结果婚礼当天自己宿醉在赌场，让新娘子独守空房；后来染上花柳病，双腿溃烂得走不了路，被人抬着也要去赌场，最多三天三夜不下牌桌。 最可笑的是，他从来没觉得自己会穷。哪怕后来淞沪会战爆发，日占区局势混乱，所有人都在转移资产、保命，他照样在赌场豪赌，把南京西路的3栋洋房输给了日本浪人。 母亲看着他彻底无可救药，心灰意冷地回了英国，临走前把最后1.8万亩田契锁进保险柜，想着留给他一条后路。可李子嘉倒好，直接把保险柜钥匙熔成金条，换了钱继续赌，他大概觉得，只要爷爷还是李鸿章，就永远不会缺钱。 直到1948年，38岁的李子嘉才彻底慌了——他手里的田产、房产、股份全输光了，身上连一分钱都没有，从顶级富二代变成了无家可归的乞丐，连一碗阳春面都要赊账。 其实他不是没有翻身的机会，母亲托英国人给他找了份武汉救济分署的翻译工作，凭他流利的英语，只要踏实干，养活自己完全没问题。可他干了两三个月就不干了，不是干不了，是放不下身段，觉得“我是李鸿章的孙子，怎么能伺候别人”。 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想起自己早年借过十石米给左宗棠的孙子左巨生，就找上门去。可左巨生那会儿也潦倒不堪，住的是破屋，还吸鸦片、好喝酒，根本没钱还他。 左巨生没办法，只能收留他，两个晚清重臣的孙子，挤在漏风的破屋里，每天喝稀粥度日，实在揭不开锅，就去玄武湖捞鱼、夫子庙乞讨，晚上挤在一起数虱子。这时候的李子嘉，才偶尔会念叨一句“要是当初不赌就好了”，可世上没有后悔药。 1953年的冬天格外冷，李子嘉突然高烧昏迷，左巨生翻遍整个破庙，只找到半块发霉的月饼，根本救不了他。12月5日，43岁的李子嘉在饥寒交迫中咽了气，死的时候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左巨生没钱给他买棺材，只能找了一张薄席，把他的尸体裹起来，拖着板车找了个荒坡草草埋了。 李子嘉的悲剧，从来都不是“富不过三代”的魔咒，而是李鸿章错误的传承方式——他只给了子孙财富，却没给他们生存的能力；只教会他们享受，却没教会他们珍惜。再多的财富，若是没有相配的眼界和心性，若是连基本的生存技能都没有，终究只是一场空。 李鸿章泉下有知，大概也不会想到，自己拼尽全力给子孙的“保障”，最后竟变成了害死孙子的“毒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