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20日，最后一批中越战俘交换现场，一名年轻的越军俘虏慢慢走向边境，就在即将跨过国境线的时候，他突然停住，出人意料地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在越南人满脸尴尬的注视中大声朗读：“我拒绝遣返，我要留在中国！” 他叫许开良，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普通士兵，用这种方式给战俘交换这一程序性的场景，划出了一道特别的注脚。 其实，许开良的选择并不是一时冲动。他的生命轨迹，早就在战争之前就被深深地打乱了。在越南普通农村长大的他，见证了家庭的分崩离析。 妻子因劳累过度离世，孩子也在战乱中失散。这种接连不断的打击，让他一度以为，是自己不够勤奋，才让命运变得如此沉重。直到他被俘，被带到中国。 才终于明白，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个人的努力上，而在于当时越南社会内忧外患之下，对农民和普通劳动者的沉重负担。 中国俘虏营的生活对他来说，起初是陌生的，但一点都没有想象中那种“敌我分明”的冷酷。相反，即便他是战俘，中国方面依旧给予了人道的对待。 他被安排做些简单的劳动，三餐不缺，还有医疗保障，甚至在某些俘虏营地，还能受到政策宣传教育。并非是在“优待”意义上的表面文章。 而是让这些异国军人，真实地接触到了一种不同的社会生态。许开良第一次意识到，他原以为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让他彻底改变想法的，是一次简单的劳动时他看到中国农民的生活方式。他看到的是一种极为鲜明的对比：中国农田虽辛苦，但农户间互帮互助，素质高、干劲足。 而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他见过一位中国老农在田间边唱歌边干活，脸上挂着笑容。这种热情，是他在越南根本没见过的。 他忽然理解了一件事：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更重要的是要有希望。而这一点，在中国，他感受得格外强烈。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虽然百废待兴，人民却拥有了对未来的新的期待和活力。而他越南老家的乡村，尽管经历了解放战争后的农业集体化改革。 但由于经济封锁与对外冲突不断，很多农村仍旧掣肘于旧有的生活模式。人民大多为了口粮和苛捐杂税疲于奔命，这种长久的压抑几乎压碎了他对未来的所有想象。 身为战俘，他本可以在一次次换防和安排中默默地等待归国，也可以选择沉默地接受被动命运。但许开良却在那一刻站了出来。他明白这句话意味着他永远回不了自己的国家。 而且还会面临未知的审查和安排。可他依然选择公开说出：“我要留在中国。”不是为了什么待遇，而是出于一种对生活本能的渴望。那一刻其实可以不用多说什么。 但他偏偏要说出来，是因为他想让旁边的中越双方都清楚地知道：他这个决定，是在充分认识和真实体验之后做出的，不是走投无路的“逃避”，而是发自内心的“选择”。 这一幕并不只是个人的选择，它也折射出战争结束后的另一种对比和思考。这一期间，不少越军战俘在中国接受临时安置，他们之中并非人人都愿意回国。 原因复杂，一方面是政治审查的恐惧，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未来命运的不确定，以及在中国所感受到的现实落差。 当然，不可能所有人都像许开良那样坚定地表达意愿，但这个“小插曲”，却让那一天的战俘遣返现场，多了一份超出程序的情感温度。 此后的许开良被安置在中国西南地区从事农林工作，渐渐地也融入了当地社区。据公开资料记载，他后来还参加了汉语学习，自食其力，甚至帮助其他外籍务工人员适应中国社会。 不再是那个被战争裹挟的年轻人。一个平凡的越南士兵，在历史的分岔路口，因亲身所见所感，作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次选择。 而这选择背后，折射的不止是个体命运的沉浮，也揭示了制度和文化之间潜移默化但真实存在的吸引力。对于许开良这样一个普通人的行动来说。 他未必有宏大的理想，但在他的眼中，哪边的土壤里，生活长得更有希望，他就往哪边走去了。 信息来源：大同政法|《对越反击战，中越交换战俘，越军战俘释放前，做了一反常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