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杀害过小萝卜头的国民党特务杨钦典，偷偷将 19 名革命志士放出监狱，这一举动让本该处极刑的他有了一个意外的结局！ 1949年的重庆，城外解放大军的炮火越来越近，可歌乐山下的白公馆里，还是一片让人喘不过气的黑暗。 杨钦典这名字，那会儿就是“刽子手”的代名词，作为国民党军统的特务，他亲手参与杀害了年仅8岁的小萝卜头宋振中。 这孩子跟着父母坐牢，小小年纪就帮着传递情报，却没能躲过特务的枪口，杨钦典的双手，就这么沾了无辜孩子的血。 按说，这样手上带血的特务，解放后肯定难逃极刑，可谁也没料到，没几天功夫，他竟做了个改变19人命运，也改写自己一生的决定。 杨钦典不是天生的坏人，他老家在河南郾城农村，家里穷得没活路，才误打误撞进了国民党的特务系统，骨子里的农家汉子本性，并没被完全磨灭。 到白公馆当看守后，他天天见的不是特务嘴里说的“匪类”，而是一群就算被酷刑折磨，也不肯低头、心里揣着信仰的革命者。 狱中地下党组织早就看清了局势，知道杨钦典良心没泯，还对国民党的黑暗满是不满，就把他当成了策反的重点。 巧的是，被关押的《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跟杨钦典是同乡，这份乡情成了两人沟通的桥梁。 陈然趁值班的时候跟他拉家常，说当下的日子有多难，国民党官场有多腐败，也说共产主义是让人人有饭吃、不受欺负的好路子。 这些话像春雨浇地，慢慢在杨钦典心里发了芽，让他开始琢磨自己干的这些事到底对不对。 真正让杨钦典下定决心回头的，是亲眼看见陈然赴刑场时的样子，1949年10月28日，陈然被押着往刑场去，经过闹市的时候，一路高唱《国际歌》，到了刑场还对着刽子手说“要开枪就正面来”。 这份不怕死的气节，狠狠撞在了杨钦典心上，回到监狱，他忍不住跟罗广斌这些志士说起这悲壮的一幕，还特意叮嘱“你们要是能出去，一定得照顾好陈然的妈妈和妹妹”。 这时候的杨钦典，心里早被愧疚填满了，杀害小萝卜头的事，让他日夜睡不安稳，再看着这些革命者为了信念不惜牺牲，他更觉得自己之前干的事不是人干的。 而随着解放大军越逼越近，国民党特务开始了最后的疯狂屠杀，11月14日江姐等30名志士壮烈牺牲，杨钦典心里清楚，再不动手，这些好人就全没了。 1949年11月27日深夜，渣滓洞那边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大屠杀开始了，杨钦典在狱中党组织的动员下，终于下了决心。 他趁着夜色，偷偷摸出牢门钥匙，还拿了把铁锤，一间间牢房打开，低声让罗广斌他们赶紧撤离，又指了条隐蔽的小路。 就这么着，19名革命志士在他的帮助下，借着夜色逃了出去。而杨钦典没跑，就留在原地等着解放大军到来。 他这一举动，不光救了19条命，还让《挺进报》的秘密、狱中党组织的斗争经验保留了下来，后来大名鼎鼎的《红岩》，能有那么多真实细节，也离不开这段经历。 重庆解放后，杨钦典在罗广斌的带领下，主动去重庆市公安局自首，罗广斌这些被救的同志，一五一十跟政府说清楚了他救人的功劳，还联名担保，请求政府宽大处理。 政府考虑到他虽然之前犯了错，但关键时刻弃暗投明，而且没有直接杀害主要志士的实证，不光没判他极刑，还打算让他在公安局工作。 可这时候老家传来消息，年迈的母亲盼着他回去，分的土地也没人耕种，杨钦典最终还是选择回河南郾城，安安分分当起了农民。 本以为日子就这么平静过下去了，可1966年“文革”期间，杨钦典又被抓了起来，判了20年有期徒刑。 造反派逼着他改口，说当年放的19人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想颠倒黑白。 但杨钦典硬是没松口，不管怎么逼他、打他，他都硬气地说“就是我放的！他们都是好人！我不能昧着良心说瞎话！” 也正是因为他的坚持，那19名同志在隔离审查时才能说清真相，保住了清白——这相当于杨钦典第二次救了他们。 “文革”结束后，那些被救的志士们纷纷为他奔走，杨钦典的家人也连续寄了8封申诉信。1982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了他的案子，最终撤销了之前的判决，不再追究他的责任，还了他一个清白。 回到老家的杨钦典，日子过得清苦但踏实，大儿子因为他的经历受了牵连，31岁才成家，老伴也早就不在了，可他从没跟人抱怨过苦。 有人劝他跟政府申请点生活补助，他却摇头拒绝：“我以前犯过罪，现在能平平安安过日子就不错了，哪能再给政府添麻烦。” 晚年的他，穿的是粗布衣裳，吃的是自家种的粮食，待人温和，谁也看不出这个普通的老人，曾经有着那么跌宕起伏的人生，2007年11月17日，杨钦典在家中病逝，享年89岁，就这么平静地走完了自己功过交织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