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尽，当全球沉浸在公理战胜强权的欢呼中时，远在北平的李大钊却以深邃的目光穿透表象，在中央公园的古老牌坊前向家人预言：总有一天我们要把这个牌坊拆掉！这句预言在当时没多少人当真，毕竟那会儿大家都觉得打赢了仗就能扬眉吐气，谁会想到这位北大教授已经看透了列强分赃的把戏。 巴黎和会的结果出来后，所谓的战胜国权益成了笑话，山东的权益转手给了日本。 本来想跟着欢呼的国人，这才明白李大钊当初的话不是空穴来风。 他在文章里写，这战争根本不是什么公理战胜，就是资本主义走到头的必然结果，未来的世界得看劳工的力量。 这些观点现在听着不新鲜，可在当时能跳出时局看本质，确实需要真本事。 1927年春天，李大钊被反动军阀张作霖抓了，在京师看守所里受了不少苦。 临刑前他写了篇自述，说自己就是要为民族解放拼命，还说将来的世界肯定是赤旗的天下。 那会儿他儿子李葆华才十几岁，亲眼看着父亲从容赴死，心里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后来李葆华常跟孩子讲，你爷爷不是不怕死，是觉得有些东西比命更重要。 建国后北平刚解放那会儿，李葆华成了市委副书记，接手的是个烂摊子。 城里又乱又穷，工厂停工学校关门，物价还一个劲涨。 他带着人一边抓反革命，一边组织复工复课，硬是在三个月里让北平的工业活了过来。 本来想慢慢来，可老百姓等不起，只能连轴转着干。 这种务实劲儿，跟他父亲当年搞启蒙一样，都是看准了就动手。 三年困难时期，安徽闹饥荒，李葆华去当省委书记。 他跑到农村一看，大锅饭把人都吃懒了，粮食收不上来。 就试着搞定产到田、责任到人，让农民自己说了算。 本来想偷偷试点，没想到效果出奇地好，第二年粮食就多收了不少。 后来人家说这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身，他倒觉得没什么，就是觉得老百姓的肚子比啥都重要。 改革开放刚开始，国家缺懂金融的人，李葆华又被调去当人民银行行长。 那时候银行就是管钱的，他却想着要搞中央银行制度，还把农业银行给恢复了。 本来想照搬国外的经验，后来发现得结合中国的情况来，就一点点摸索着建体系。 办公室的沙发都磨出洞了也不换，人家说他抠门，他说公家的钱得花在正经地方。 李宏塔小时候跟着父亲在安徽住过，常看见父亲为了农民的粮食问题熬夜。 父亲总说百姓如天，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后来自己当了安徽省民政厅厅长，就学着父亲的样子，天天骑着自行车到处跑。 本来想坐办公室指挥，后来发现离老百姓远了，啥都干不好。 十年骑了两万多公里，敬老院、灾区、低保户家里，哪儿都能看见他的影子。 有次冬天他去敬老院，看见老人被子薄，回来就推动搞一卡通发低保，还建了不少救助站。 有人说他一个厅长骑自行车不像话，他倒觉得挺好，能听见真话。 后来有人举报他不坐专车，查来查去才发现是个清官。 这种事传出去，老百姓都叫他自行车厅长，觉得这官跟他爷爷、父亲一样，都是实心实意为大家办事的。 2021年李宏塔得了时代楷模，颁奖词里说他传承红色基因。 从李大钊要拆旧牌坊打破思想枷锁，到李葆华解决粮食问题救急，再到李宏塔骑车听民声，三代人干的事不一样，可骨子里的东西没变。 都是把老百姓放在心里，都是觉得有些原则不能丢。 这种传承，可能就是李大钊当年说的庶民的胜利吧，不是喊出来的，是一代代人做出来的。 现在回头看，李大钊那时候拆的不只是牌坊，是旧时代的老规矩。 李葆华和李宏塔做的，就是在新的时代里，给老百姓搭新的牌坊，用实干和清廉立起来的民心牌。 这种精神传了一百年，还在继续往下传。 或许这就是最好的远见，不是能看见多远，是知道什么东西值得一代代人去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