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开国少将钟伟病重住院，大将黄克诚去看他。聊天时，黄克诚问钟伟，老家还有什么人没有？ 钟伟说：“儿女都在老家务农，还有三个孙子，两个孙女，也都在农村。” 1949年7月。那时候大军南下，正准备解放长沙。钟伟是49军军长，那是手握重兵的一方诸侯。 就在那个节骨眼上，他儿子钟来良从老家平江跑来看他。父子俩好多年没见了，儿子想着，爹当了大官，怎么着也能在城里给谋个差事，哪怕是当个马夫、做个伙夫也比在家种地强吧？ 结果钟伟见到儿子的第一面，不是嘘寒暖长，而是黑着脸问：“你来干什么？家里地里的活谁干？” 钟来良把想参军、想工作的念头刚一露头，就被钟伟一盆冷水浇灭了。钟伟从兜里掏出一点钱，那是他省下来的津贴，塞给儿子，只说了一句话：“我看你就是种田的汉子，回去吧，把地种好也是革命。” 很多人不理解，觉得钟伟是不是铁石心肠？其实你翻翻他的履历就知道，他对别人那是真好，唯独对自己人“狠”。他在部队里，看到警卫员鞋破了，能把自己备用的鞋拿出来送人；看到老伙计受委屈，他敢拍桌子骂娘替人出头。但在“公器私用”这条红线上，他比谁都抠门。 他有个雷打不动的规矩：亲戚来访，一律不许开“后门”，谁敢提特殊要求，立马卷铺盖走人。 所以，直到1984年他病重，黄克诚问起时，答案才会那么“寒酸”。他大儿子钟来良在农村种了一辈子地，孙子钟新生、钟保生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如果钟伟只是个只会死守规矩的老好人，那他成不了传奇。他这辈子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那股子“疯劲儿”。 来看看著名的“冰壕战术”。1948年初，东北天寒地冻，零下三十多度。攻打公主屯的时候，地太硬，战壕挖不动。战士们趴在雪地上，被敌人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 钟伟脑子转得快，他看着满地的积雪，突然来了灵感。他让战士们把雪堆起来，浇上水。那水一泼上去，瞬间结冰，硬得像钢板一样。 没过多久，一条条晶莹剔透的“冰壕”就一直修到了敌人眼皮子底下。 战士们就在这冰壕里滑着冰，推着大炮，像神兵天降一样冲进敌阵。 这就是钟伟，打仗有瘾，有勇更有谋。可就是这么一个立下赫赫战功的人，建国后评衔，他觉得自己评低了，还敢公开嚷嚷：“我要把那牌子挂狗尾巴上去！” 毛主席听了，笑着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虽然有怨言，但只要工作命令下来，他从不含糊。直到那场著名的庐山会议。1959年，因为他在会上替彭老总和黄克诚说了几句公道话，结果被划进了“圈子”，不仅撤了职，还被下放到安徽当农业厅副厅长。 这一去，就是十几年。 在安徽的日子，钟伟彻底变成了一个“老农”。他也不还要什么待遇，每天戴着草帽，卷着裤腿，下地去研究怎么治虫、怎么育秧。平反后，他回到北京。按理说，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组织上给点补偿，给子女安排个工作，那是顺理成章的事。 可钟伟偏不。 1982年春节前，他孙子钟新生想进京求爷爷给找个工作。那时候知青返城潮刚过，工作不好找。 钟伟看着这个孙子，心里不是没有波澜。但他沉默了半天，最后只让孙子去后院帮着修了修栅栏。活干完了，爷孙俩坐在炉火旁，钟伟说：“想要饭碗，凭本事去考。北京不是你的家，回平江去吧。” 第二年，钟新生在镇上开了个木匠铺，靠手艺吃饭。年底赚了钱，给爷爷寄了50块钱，信里写道：“爷爷，这是我做木匠赚的，钱上有汗味，但干净。” 钟伟收到信，老泪纵横。他在回信的扉页上，工工整整写了两个字：“光荣”。 这才是钟伟想要的传承。 他临终前的遗嘱，现在读来依然让人动容。他把家里最值钱的电视机和冰箱，全部作为党费上交；他特意交代，不要给自己补发薪金，不要搞遗体告别，骨灰撒在平江老家，不设灵堂，不立墓碑。 他留给长子钟来良的，只有一口破旧的折角木箱。他嘱咐儿子：“这箱子别修，留着上面的锈迹，好让孩子们记得年月。” 这口箱子，装的不是金银细软，而是一个共产党人干干净净的一生。 2015年，有记者在湖南平江的菜市场里，发现了一个卖水果的小贩。这人叫钟勉生，皮肤黝黑，见人一脸笑。 记者打听了半天，才确认这位就是钟伟将军最小的孙子。 当记者问起他的身世，问他为什么不找政府照顾时，钟勉生摆摆手，一边给顾客称水果，一边说：“爷爷是将军，我是卖水果的。各人有各人的路，靠自己劳动吃饭，不丢人。” 这话听着朴实，却掷地有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