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七分天下有其五，为何还是不能统一天下？ 刘宋立国时确实占尽天时地利。刘裕代晋后疆域北抵黄河，西至秦岭，坐拥华东、西南膏腴之地，论人口、赋税、兵力皆占南朝七成。但这看似强盛的底子，实则藏着致命的结构性缺陷。 先说军事根基的脆弱。刘裕北伐灭南燕、后秦，靠的是北府兵的步兵精锐和却月阵的战术创新，但北方战场最缺的是骑兵。灭后秦后，关中平原的战马资源本可弥补短板，偏偏他急于回建康篡位，留下12岁的刘义真和内讧的将领——王镇恶被杀、沈田子被诛，赫连勃勃趁机夺回长安。 这一失不仅丢了战略要地，更让北方士族心寒——他们本以为刘裕能延续晋室正统，结果看到的是南方权臣的短视。此后刘宋北伐只能从河南平原硬啃，步兵对抗北魏骑兵，后勤线拉到黄河就难以为继，元嘉七年到彦之北伐，五万大军因缺马被骑兵迂回断粮，最终“委弃兵甲，武库空虚”。 再说权力结构的内伤。刘裕出身寒门，靠军功起家，深知门阀士族的威胁。他重用寒门掌机要，打压荆州、扬州的割据势力，却没料到宗室藩王成了新的隐患。刘义隆杀徐羡之、废刘义真，看似巩固皇权，却开了宗室相残的先例。 太子刘劭弑父后，刘骏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屠广陵、杀兄弟，孝武帝一朝竟处决了六个亲兄弟。这种自毁长城的操作，让荆州、雍州这些北方防线的重镇，长期由毫无经验的宗室幼童镇守——刘子业16岁守寻阳，刘休茂17岁镇襄阳，结果被北魏骑兵一冲就垮。 孝武帝为防藩王，发明“典签”制度，派寒门小吏监视刺史，导致“诸州唯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将领稍有异动就被诛杀，名将沈庆之、柳元景皆死于非命，到明帝时，能打仗的只剩下萧道成这样的边缘将领。 经济底子看似厚实，实则经不起折腾。元嘉之治时江南亩产不过三石，淮南久经战乱，人口十不存一。刘义隆三次北伐，每次征发“王公以下子弟”从军，扬州、会稽的自耕农为避兵役，甚至“斩趾断腕”。更要命的是，刘宋的财政依赖三吴的绢布贸易，却因铜矿不足，长期用“鹅眼钱”这种劣币，一斤铁钱只能买两升米。 孝武帝为筹军费，竟允许民间“纳钱免役”，富人交钱避战，穷人被迫充军，军队战斗力直线下降。450年北魏南侵，彭城守军只剩三千老弱，广陵被屠时，城内五尺以上男子全被斩首，这种人口损失，比输掉战役更伤元气。 最无解的是时间窗口的错位。刘裕灭后秦时，北魏拓跋嗣刚即位，北方尚未整合，本可西进凉州、北击柔然。但他57岁称帝，两年后病逝，留给子孙的是一个“半完成品”的帝国。刘义隆在位30年，前20年休养生息，后10年急于北伐，偏偏赶上拓跋焘统一北方。 450年北伐时，北魏已拥有河套战马、关中铁器，拓跋焘亲率骑兵10万南下，饮马长江时，刘宋沿江布防竟凑不出两万精锐。更讽刺的是，刘宋内讧最烈的460年代，正是北魏推行均田制、三长制的上升期，此消彼长之间，南北实力对比彻底逆转。 这些问题环环相扣：军事短板导致北伐失败，失败引发财政崩溃，崩溃加剧内部猜忌，猜忌又削弱边防——刘宋就像一个浑身是伤的壮汉，空有七分疆域，却连最基本的止血都做不到。当萧道成在479年接过烂摊子时，淮南五州已丢，建康仓库只剩三个月粮，所谓“七分天下”，不过是史书上褪色的数字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