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古代“智囊”制度的历史变迁 无论在任何时期，各界的顶级人物身边，永远都不会缺少智囊。刘备身边的法正、曹操身边的郭嘉、贾诩，以及刘邦身边的陈平，这些人都属于智囊人物，而且都是顶级智囊团队的领导。 所谓的“智囊”，其实是指一群头脑清醒，见识远超常人之人。这群人的目光高远，看事情能够透过假象看本质。 追溯智囊的源头，笔者翻阅的最早资料中，发现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智囊。先秦时期，英雄辈出，能在时代强人身边共同参谋之人，无不是当世的翘楚，智慧过人。 先秦时期的智囊与皇权之间的关系并非单纯的“君臣关系”，反而更像是一种“合伙人”模式。 以著名的姜子牙为例，姜子牙无论从最开始求职，还是后期的表现，全都显露出极高的智慧。姜子牙给周文王出谋划策时，不是一种工作态度，而是一种追求实现个人抱负的状态。至于周文王，则需要姜子牙提供的治国之策，两者结合一起，算是各取所需。 姜子牙不追求升职加薪，只为了实现定国安邦，通过辅佐周文王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管仲的情况差不多也是如此，齐桓公的霸业中，管仲有很大的功劳，他们之间配合无间，互相实现各自的目标，这就是早期智囊的体现。 而讲究合纵连横的苏秦和张仪，则属于另外一种状态，他们更像是一种“共享智囊”，只要信任他们的人，都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但他们却不会忠于任何君主。不过，挂六国相印虽然看上去光鲜，实际上却有些理想主义了，最终还是难以落地。 秦始皇一统天下，建立大一统皇权，对天下的统治力空前强大。此时，诸如苏秦、张仪之类的智囊，已经不具备游走的空间，智囊存在的根本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汉承秦制以后，智囊逐渐开始纳入到皇权的麾下，刘邦对麾下智囊的管辖力度空前，关于智囊的管理制度也随之建立，官僚体系开始出现。 从这个角度来看，智囊开始从君主的“合伙人”向帝国的“高级雇员”转变。汉高祖刘邦身边的张良，虽然具备“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能力，也切实的立下了不世之功。但张良是一个聪明人，并未因功自傲，在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以后，迅速急流勇退。 显然，张良不愿意进入这种官僚体系之内，而陈平则恰好相反，因为官僚体系中，对他而言如鱼得水，毕竟谋国与谋己之间隔着一道鸿沟，两者之间的选择自然不同。 陈平能够在官僚体系中屹立不倒，甚至在皇权旁落后能拨乱反正，最终全身而退，这是他的本事，也是他对皇权的官僚体系的深刻理解的体现。 皇权的高度集中与绝对化，使得智囊的生存空间变得万分危险。但与此同时，制度化的智囊机构也开始萌芽，也随之成熟。 例如，汉武帝设立的“博士官”制度，不仅聚集了一批精通儒家经典的学者，也培养出一批能替皇帝提供咨询、参与议政的能人。 幕僚组织的不断壮大，主官处理繁杂政务的工作逐渐转移给他们，这些人在繁杂政务加身以后，也就逐渐偏离了纯粹智囊的地位，开始沦为附属于官僚体系的脑力工作者。 魏晋南北朝时期，智囊制度的情况出现剧变。 这一时期，门阀士族崛起，皇权相对衰弱，地方强藩林立。在这种背景下，“幕府”制度大行其道。所谓“幕府”，原指将帅出征所设的帐幕，后引申为高级军政大员开设的办事机构。 这些手握重兵或主政一方的节度使、刺史们，为了巩固自身势力、处理复杂的军政事务，纷纷招揽才学之士于自己麾下，组建起规模庞大的私人智囊团。 “幕僚”与“宾佐”，散发着浓郁的幕府的私人色彩，智囊们与主官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变为依附关系。 一个强大的幕府，几乎就是一个“小朝廷”，里面人才济济，分工明确，为主官的决策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这种幕府制度在唐代十分盛行，许多著名诗人和文臣，如高适、杜甫、白居易等，都曾有过在幕府任职的经历。 宋代以后，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科举制度也日趋成熟，朝廷选拔人才有了一条高效而且顺畅的通路。宋朝设立了“馆阁”作为储备和培养高级官员、同时提供决策咨询的机构，智囊们在这个重文抑武的时代走向顶峰。 明清时期，中国的官僚体系虽然极其成熟，但同时也出现了僵化的弊端。一个通过科举考试出身的官员，可能满腹经纶，却对地方具体事务一窍不通。在这样的现实需求下，一个庞大的、非官方的智囊群体——“师爷”（或称“幕友”）应运而生。 “师爷”的出现，在笔者看来属于智囊制度成熟的标志，也是智囊脱离编制之外，走入更深的基层的体现。主官与师爷之间，完全成了雇佣关系，主官出钱，师爷出头脑，拿钱办事，两者之间的关系更清晰，主官在两者占据主要的地位。 由此可见，最初的智囊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寻找一个施展自己才华的平台，这才去寻找合适的君主“合作”。 而发展到“师爷”出现以后，智囊制度虽然完善，但真正的大智慧之人却难以出头，毕竟此时的智囊天花板就是皇权，只要皇权的水平够低，智囊水平再高也发挥不出来。而“师爷”就更没有忧国忧民的心思，完全是为了五斗米依附主官，说是智囊，不如说是替主官谋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