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春，在昆明开往红河州的火车上，云南省公安厅下放干部曹显政刚刚抽完一支烟，随手摸了摸上衣口袋，发现刚发的工资不见了。 火车刚要进站，车门口乱作一团。被两名干部押送去红河州“接受改造”的曹显政，摸向怀里，才发现那封印着“公安厅曹显政”的工资袋不见了，那可是全家五口人半个月的口粮钱。 按理说，此时他自己都像个“犯人”，丢了钱也只能认栽，他却平静地对押解他的军代表说，工资被偷了，想在车厢里找一找。 军代表满脸不屑，顺口挖苦：“你不是神探吗？那就神一回，让我们开开眼界。” 车厢里拥挤闷热，汗味和煤烟味混在一起，几百号人挤成一团，按常理想在这种场合揪出小偷，几乎不可能。曹显政没解释，慢慢站起来，在过道里来回走动，只是低头看鞋和裤脚，不看谁的脸。 刚上车时，他胸前旧伤作痛，一直低着头，这时他回想起，在挤上车门口那一刻，踝骨被人重重踢了一脚，当时他身份特殊，不便多说，只得忍着。现在联系起丢失的工资袋，他立刻意识到，那一下多半是故意转移注意力的。 他在脑中把那只脚“重放”了一遍，鞋底花纹、磨损位置、裤脚的布料和折痕一一记住，再在狭长的车厢里逐个对照，很快就在一个角落前停住，指着其中一人说：“把你口袋里的工资袋拿出来，上面写着‘公安厅曹显政的工资’。” 那人先是发怔，随即红着脸把工资袋掏了出来。 乘警把小偷带走，两名押解人员这才真心服气，追问他是怎么做到的。他只是淡淡一句：“干这个干久了，眼睛就习惯先看细节。” 很少有人知道，这种本事早在他少年放羊时就练出来了，顺着羊蹄印追过狼，也堵过偷羊的人；1937年入八路军，1940年转地方公安后，又靠这种敏锐破掉过不少疑难旧案。 曹显政1916年生在山西沁源琴峪村，参加八路军后一路南下，1951年到云南，先后在省公安学校、昆明市局、省厅六处担任要职，“曹显政”三个字一度成了云南公安破案的金字招牌，全国同行称他是“曹神探”。 可1966年风向突变，他被勒令停职，发配到红河州，名义上当个“人保组组长”，实际上不配枪、不发足额工资、没有实权，每天有人盯着，活脱脱被当成“问题干部”。 换作旁人，难免心灰意冷，他却因为一句“还有没破的案子”重新打起精神。红河州13个县，新旧案卷压了厚厚一柜子，破案率只有三成多，基层干警托领导试探着说：“曹组长，要不要帮忙看看？”他立刻点头，拎起本子就上路。 从蒙自出发，车队一路绕山而行。屏边县不到20天，压着的案子全部告破；金平县两周左右，厚厚案卷一件件划上“结”字；元阳县又十来天，旧案新案一并理清。 接着是绿春、红河南，走村串户、重勘现场、翻阅老卷宗，该合并的合并，该重查的重查。大约大半年时间，红河州13个县积压多年、大小不一的案件，被他带队啃了个干净，破案率从此前的三成多，一路飙升到几乎“百分之百”。 陪跑的干警看在眼里，知道这不是什么“神迹”，而是他日复一日的辛勤、细致和周密。 外界后来总爱说他创造了“百分之百破案率”的神话，他自己却摇头：“顶多算百分之九十九，谁敢说一点漏网之鱼都没有。”他对数字斤斤计较，对细节一丝不苟，却从不肯给自己贴神话的标签。 1975年，他的处境明显改善，被调回云南省公安厅，先后担任副厅长、厅党组成员、顾问等职。身居高位，他心里惦记的仍然是前线，不管是印尼华侨遇害案，还是境外间谍线索，抑或是各地冒出来的大要案、疑难案，只要报到他案头，他总忍不住亲自盯。 为了提升整体破案能力，他牵头建起公安系统第一个刑侦技术工作室，筹建警犬基地，改装第一辆刑侦现场勘查车，把自己摸索出的经验做成规程、工具，留给后来人。 长期透支身体，旧伤、新病终究一起找上门。1983年，他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仍坚持带队侦查，抓住凶手那一刻当场晕倒，被确诊为肝癌晚期。 卧床期间，他最挂念的仍是案子，临终前只提了两件事：骨灰撒在云南这片他战斗了一辈子的土地上，不要把文革中打伤自己的人的名字告诉子女，免得他们记仇。 从押解车上的“再神探一次”到红河州那串近乎“百分之百”的破案数字，曹显政这一生，像一条细小却顽强的线，把个人命运、时代风向和法治进步拧在了一起。 一个被当作“问题干部”的人，依然用自己的专业和操守，救了无数普通人的冤屈和疑案。怎样对待这样的人，某种程度上，正是一个时代真正的“破案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