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6月，郑洞国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欲举家北上，妻子陈碧莲却不愿从，理由是她是南方人，不习惯北方的气候。郑洞国向来不愿强人所难，于是独身北上。一年后，妻子来信提出离婚的要求，郑洞国很是伤心气愤，但不愿为难她，也就签了字。 郑洞国孤身到北京赴任时，随身只带了一个旧木箱，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物和几本军事与水利相关的书籍，被安排在西郊一间简陋的平房里住下。北方的春天多风，吹得窗纸沙沙响，这个打了半辈子仗的湖南汉子，倒也慢慢适应了这里的气候，只是夜里独处时，总会想起上海的家，想起和陈碧莲相伴的近二十年时光。他在水利部的工作不算轻松，从戎马生涯转到水利建设，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他便日日泡在资料室，跟着老工程师跑水文、看河道，忙起来倒也能暂时放下牵挂。他总想着，陈碧莲只是一时难以接受北方的环境，等自己把这边的生活安顿好，接她来小住几日，她或许就愿意留下了。他甚至托上海的旧部给陈碧莲带去北京的果脯和绸缎，信里只字不提工作的辛苦，只说北京的秋天天高气爽，比上海更舒服。只是这份期待，终究落了空。1953年的夏天，一封从上海寄来的信送到了水利部的办公室，郑洞国趁着午休拆开，寥寥数语，只有离婚的要求，没有多余的解释，那一刻，他捏着信纸的手指都在抖，心里又酸又气。酸的是二十年的相守，从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到和平建设的当下，两人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却熬不过平淡的分离；气的是陈碧莲用一句气候不适，轻描淡写地结束了这段婚姻，可他终究是那个不愿强人的郑洞国，愣坐了半晌，还是拿起笔，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没人真正相信，气候是陈碧莲执意离婚的唯一原因。她是江西上饶的大家闺秀，17岁遇见30岁的郑洞国，彼时他刚从长城抗战的前线下来，一身戎装，英气逼人，两人一见倾心，不顾家世与年龄的差距走到一起。那些年，她跟着郑洞国随军奔波，昆仑关战役时，她还主动拿出家中积蓄，替丈夫抚恤阵亡将士的家属，那时的她，从不怕颠沛流离，也从不在意生活的清苦。抗战胜利后，两人定居上海，郑洞国身居国民党要职，陈碧莲成了上海名流圈里风光的郑夫人，出席各种宴会，打理家中的人情往来，那样的日子，让她习惯了众星捧月的生活。可长春围城之后，郑洞国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从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变成新中国水利部的一名参事，身份与地位的落差，让她难以接受。更重要的是，1948年她曾到哈尔滨与郑洞国团聚，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干燥的空气，让从小在江南水乡长大的她吃尽了苦头，那段记忆成了她心里的疙瘩，她不愿再离开温暖的上海，也不愿再过那种没有光环的生活。所谓的气候不适，不过是她为自己的选择找的一个借口。 离婚后的郑洞国，把所有的心思都扑在了水利工作上。他褪去了将军的光环，成了一名普通的参事，跟着团队跑遍了北方的江河湖海，参与海河、淮河的治理规划，甚至在辽宁水灾时，主动请缨到灾区勘察灾情，一待就是几个月。他的军人作风，让他做任何事都一丝不苟，看水文资料看到深夜，跑工地时亲自下到河道里测量，同事们都说，这位郑参事，比专业的水利人还要拼命。他不是没有难过，只是在他心里，个人的儿女情长，从来都比不上国家的建设大事。从湘西农家走出的孩子，靠着自己的努力考入黄埔军校，打过无数次硬仗，见过太多的生死离别，他早就明白，人生本就有太多的身不由己，与其沉溺于感情的遗憾，不如做些实实在在的事。 而陈碧莲，在与郑洞国离婚后没多久，就嫁给了上海的一位商人，只是这段靠着物质维系的婚姻，并没有给她想要的幸福。郑洞国的人生，却在平淡的工作中迎来了新的篇章。1954年，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他成为国防委员会委员，还受邀到中南海参加家宴，主席的一句“过去的事翻篇，该向前看”，让他心里的郁结彻底解开。此后的几十年，他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国家的水利事业和统一大业奔走，直至晚年，依旧不改初心。 八十年代，陈碧莲曾从上海寄来一封信，想要与郑洞国复婚，他只是轻轻摇了摇头，说了句“不可能”。不是记恨，只是时光已逝，两人早已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再无回头的可能。1991年，郑洞国在北京病逝，陈碧莲专程从上海赶来，站在他的灵柩前，久久不愿离去，嘴里反复念叨着“对不起”。她的孙子后来回忆，祖母晚年时常看着与郑洞国的旧照片发呆，每次提起当年的离婚，都会说自己后悔不已。可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她用一时的执念，换来了一辈子的遗憾，而郑洞国，却用一生的坚守，活成了真正的民族脊梁。 个人的选择，终究逃不过时代的洪流，一段婚姻的落幕，也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原因。郑洞国的可贵，在于他能放下个人的荣辱与遗憾，在时代的变迁中，始终守住自己的本心，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人，无论经历多少风雨，终究会被时光铭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