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我在太原街的一家舞厅跳舞。陪舞的女士四十多岁，温柔又漂亮，我们共跳了二十曲

前天，我在太原街的一家舞厅跳舞。陪舞的女士四十多岁，温柔又漂亮，我们共跳了二十曲。晚上十点，我仍觉意犹未尽，便请她吃饭，选了火锅。她挺能喝酒，我俩喝了一瓶白酒，又喝了四瓶啤酒。吃完饭，已过十一点。我结了账，火锅店的服务员递过来两张湿巾，我递给她一张，她接过去擦了擦嘴角的油渍，又把湿巾叠好放进兜里。 出来的时候，太原街的风裹着烤串的油烟往脖子里钻，她下意识把外套领子扯得更紧，我顺口说送她，她头摇得像拨浪鼓：“不用不用，我家就在前面巷子里，几步路就到。” 我没听，放慢脚步跟着她，没走两百米，就看见她拐进了巷口斜对面的公交站——哪是什么几步路，末班车的电子牌子亮着冷蓝的光，显示最后一班还有两分钟。 她看见我跟来，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耳尖红了：“其实租的房子在铁西，得坐四十分钟公交，刚才怕你破费打车。”她掏出个掉漆的旧智能手机，指尖在屏幕上划了划，壁纸是个戴眼镜的小男孩，笑起来露出两颗虎牙。 “儿子上初二，上周刚报了物理补习班，一节课两百块呢。”她把手机揣回洗得发白的外套兜里，搓了搓冻红的手，“前几天跳久了膝盖疼，贴了膏药不敢说，怕老客嫌我跳得不稳。” 末班车“哐当”一声进站，她抬脚要上，突然又折回来，把兜里那张叠得四四方方的湿巾塞给我：“你刚才擦火锅油蹭到袖口了，这个带着，别回头上班被老板说。”我攥着那片还带着她体温的湿巾，鼻尖突然有点酸——想起我妈当年也是这样，总把舍不得用的小东西攒着塞给我。 第二天我再去舞厅，前台说她请假了，儿子半夜发烧送医院了。我在舞池边坐了半小时，慢摇的曲子飘过来，总想起她跳舞时的样子，脚步稳得很，像在踩着过日子的节拍。 其实哪有什么天生温柔的陪舞女士，不过是个硬扛着生活的妈妈，把所有软和的心思，都留给了远方的小家。你们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人，明明自己在咬着牙赶路，却还愿意给旁人递上一点细碎的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