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道士毕云路过日军哨卡时，因为没有向日军鞠躬，被打得半死。 1938年的威海，海风裹着硝烟味，把天后宫的琉璃瓦都染得发灰。道士毕云背着褡裳走出庙门时，道袍的下摆还沾着未干的血渍——三天前在日军哨卡，他不肯弯腰鞠躬，枪托砸在背上的钝痛还没消，颧骨上的青紫倒先成了醒目的印记。 没人知道他要去哪。清晨的露水打湿了石阶，他把师傅留下的铁尺用油布裹好，塞进褡裳深处。那铁尺两尺长，柄上刻着太极图，是年轻时练功用的家伙，边角被磨得发亮，藏在道袍里，像揣着块冰。 威海大石硼一带的山，全是石头碴子，夜里能听见狼嗥。毕云找了个朝阳的山洞，洞口用枯枝掩着，白天蜷在里面养伤，听着远处日军巡逻队的皮靴声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到了深夜，他就像只夜行的豹，踩着月光在山路上疾走，道袍的下摆被风掀起，露出绑在小腿上的软甲。 第一夜动手，是在月牙儿刚爬上树梢时。两个日军背着枪，在山沟里撒尿，刺刀插在旁边的石头缝里。毕云从树后滑出来，铁尺带着风声劈下去，先敲断了离得近的那个的手腕，再反手勒住另一个的脖子，膝盖顶在他后腰的命门——动作快得像一阵风，连地上的草都没惊动多少。他把尸体拖进乱石堆，用浮土盖了，铁尺上的血在月光下擦得干干净净。 一星期后，第三个日军的尸体在山楂树丛里被发现。喉管被精准地划开，脸上还凝固着惊恐，手里攥着半块没吃完的饼干。日军中队长佐藤把军刀往桌上一拍，骂骂咧咧地让翻译官喊来保长：“八路的特工？还是山里的土匪？三天之内，找不到人，烧了这一带的村子！” 保长哆哆嗦嗦地去山里找线索，却在一棵老松树下发现了半截道袍布片，沾着点山楂汁。他没敢告诉佐藤，只偷偷把布片埋了——天后宫的毕道长，谁不知道是个出了名的硬骨头，当年拒绝给伪县长算卦，被捆在柱子上打了半天，愣是没哼一声。 毕云的踪迹比狐狸还难寻。他不在村民家借宿，渴了喝山泉，饿了摘野果，偶尔在破庙里歇脚，临走前总会把地上的脚印扫平。有次在山神庙避雨，撞见个采蘑菇的老汉，老汉吓得瘫在地上，他却丢下两个日军的军用水壶，转身消失在雨幕里——那水壶后来成了老汉给八路军送情报的信物。 有人说他疯了，一个道士不好好念经，偏要跟拿着枪的日军拼命。可大石硼的山民夜里听见枪响，再看第二天日军巡逻队少了个人，就知道是毕道长又出手了。孩子们偷偷在山路上摆些干粮，用石头压着，第二天准会不见，只留下几根干净的布条，能给受伤的人包扎用。 深秋的一个傍晚，毕云在山腰的土地庙避寒，听见外面有脚步声。他握紧铁尺躲在神龛后，却见进来三个穿破军装的人，为首的缺了颗门牙，正对着窝头发愁。“郑司令，再找不到吃的，弟兄们快扛不住了。”一个小年轻说。 毕云走了出去，铁尺在手里转了个圈。郑维屏——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头儿，愣了愣，随即认出他：“毕道长？我在天后宫见过你！”他摸着缺牙的地方笑，“道长也看这帮鬼子不顺眼？” 毕云没说话，从褡裳里掏出两个烤熟的野兔腿。郑维屏的眼睛亮了，也不客套，接过就啃：“道长要是肯入伙，咱们联手端了佐藤的炮楼！”毕云看着他们冻裂的手指，和自己道袍上磨破的袖口，突然觉得这山里的风，好像没那么冷了。 后来，佐藤的炮楼真被端了。没人知道是谁干的，只听说那天夜里，炮楼里的机枪响了一阵就停了，第二天进去看，日军全被抹了脖子，手法干净得像手术刀。郑维屏的人说是他们干的，山民们却觉得，那更像毕道长的手笔——利落，决绝，带着股出家人的慈悲，又藏着修罗场的狠劲。 天后宫的老道说，毕云临走前，在三清像前烧了炷香，香灰落下来，正好在蒲团上堆成个“杀”字。他或许没读过多少兵书，也不懂什么主义，只知道脚下的山是祖宗传下来的，庙里的神仙还看着，哪怕只剩一个人，一把铁尺，也得把豺狼赶出这片土地。 那年冬天，大石硼下了场罕见的大雪。日军的搜山队在一个悬崖下发现了毕云的尸体，手里还攥着半截铁尺，太极图的刻痕里全是冰碴。郑维屏的人偷偷把他埋了，坟头朝着天后宫的方向，没立碑，只种了棵松树——如今那松树长得比悬崖还高，风一吹，松涛声像极了铁尺划过空气的锐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