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钱学森整天躺着，不爱说话，也不理人，家人以为他得了老年痴呆，谁知当医生问他100减7等于多少？钱学森怒斥他，你知道你在问谁吗？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钱学森九十多岁，久卧病榻，话少得可怜，眼神也常像飘在别处。 家里人看久了，心里就开始打鼓：会不会是老年痴呆？阿兹海默氏症这几个字一出来，谁都不敢装作无所谓。资料里那组数字也挺刺眼，据不完全统计，六十一到六十四岁患病率约百分之一，六十五到八十岁到百分之五，八十岁以上能到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钱学森那会儿年已九旬，被人怀疑一回，算不上离奇。 医生也不绕圈子，趁他住院就按测试规矩来。 老年痴呆的常见表现里，有一条叫计算障碍，于是题目开得像小学生口算：一百减七是多少？钱学森几乎没眨眼，答九十三。 医生追问，九十三减七？他迟疑一下，答八十六。再减七呢？问到这句，钱学森的神情一下变了，那种被当成糊涂人的感觉像火星子落在干草上，脸色沉下去，带着愠色，声音也硬，直接呵斥：“你知道你问的是准？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负责测试的医生先怔住，紧接着忍俊不禁。 笑不是不尊重，是松口气，这种反应太清晰了，脑子没散，脾气也在，哪像痴呆的样子。 赵聚春讲起这事，听着像段子，落到纸面上又对得上章法。 赵聚春从二零零二年起接替周顺祥担任钱学森的保健医生，一直到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一日钱学森病逝。二零零二年以前周顺祥休假时，也多由赵聚春代替，所以他在钱学森身边工作了多年，嘴里一直称“首长”。 他最服气的一点，是钱学森的时间观念，严得像尺子，分秒都不肯让。 有段时间钱学森牙病，要到三零一医院补牙。 赵聚春提前约好诊治时间，每次都定在上午八时。 他七点半先去三零一医院南楼取出病历，准备妥当，临近八点下楼等。黑色轿车总会准时到达。 钱学森一身军装下车，赵聚春陪他乘电梯上楼进牙科诊室，不早不晚，八点整。连着五次看牙都分秒不差。到家打针也一样，约好八点半，他就坐等，过时不候，真是“说到做到”，一点不含糊。 钱学森健康亮起红灯，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次体检。 三零一医院化验员从尿液沉渣里发现肿瘤细胞，医院随即做严格检查，查出肿瘤细胞来自膀胱，提示可能是膀胱癌。 钱学森不得不住院。 幸亏发现得早，外科手术切除恶性肿瘤后，直到九十八岁病逝都没有发现癌症转移。 很多人的晚年是被病推着走，他这条命倒像被体检那一眼硬生生拽长了。 一九九一年十月十六日，八十岁的钱学森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又获中央军委授予“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授奖大会上他站起来讲话，穿中山装，站得笔挺，声音洪亮。 赵聚春记得他嗓音带点金属之声，清亮，好听，像敲在杯壁上的一声脆响。 年岁上去，住院的日子也多起来。每次住院，蒋英必定亲自送他下楼，在家门口看着他被抬上救护车，再赶去三零一医院病房探视。 病房里有一幕让人心里发酸又忍不住想笑：两位老人听力都差，彼此似乎都听不清对方的话，聊天时各说各话，却聊得津津有味，像在用自己的方式把日子撑住。 蒋英晚年也多病，有时钱学森住三零一医院，蒋英住三零六医院。赵聚春去看钱学森，钱学森第一句话问蒋英怎么样；去看蒋英，蒋英第一句话问钱学森怎么样。 两个人隔着病房，也像两盏灯互相照着，谁暗一点都不行。 钱学森不喜欢住院，住进去就常问赵聚春“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久卧病榻，肌肉萎缩，体形瘦削，体重减轻，工作人员轻轻一抱就能把他从床上抱起。赵聚春说，没特殊情况，他总在星期三下午三点前去探望。 走进卧室，钱学森会在床上举起手，伸出三个手指头，表示今天星期三。 提前到星期二，他会问怎么早来了；拖到星期四，他会问怎么今天才来。时间在他手里像一根绷紧的线，谁都别想糊弄。 用药这件事更细，钱学森清清楚楚自己要服什么药，每个月都请医院补充一次药品。 每回他亲笔写纸条：“司药同志，请给我发下列药品……”药名一一开列，签名交给赵聚春，甚至还附上药品外包装。赵聚春见过很多病人，说他是唯一这么讲究的人。 维生素也一样，大剂量服用维生素有益健康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化学家鲍林的主张，钱学森与鲍林多年友情，尽管这想法在美国争议很大，三零一医院大夫态度谨慎，他仍深信不疑，不向医院领，托人自购维生素丙、维生素乙、维生素戊，大剂量服用，还说心血管功能不错和这个有关。 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上午八时，钱学森去世，享年九十八岁。 三小时后，上午十一时，新华社发布新闻称我国科学巨星钱学森在北京逝世。 赵聚春回忆，三零一医院有人提议解剖遗体查明死因，总装备部领导得知后说：“饶了我们的大科学家吧！”在他们看来，年老体衰，瓜熟蒂落，没必要再查。 钱学森晚年被“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锁在轮椅上，被“腰椎楔形骨折”锁在病床上，身体被困住，思绪还在转，临终前仍牵挂国家命运与时代步伐，留下震动教育界的“钱学森之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