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汪东兴主动辞职，之后四位大人物也相继隐退 1980年春天，中南海一场会开到中途，汪东兴把一张纸推到桌中央，说辞职。 职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刚干三年，他只留下一句“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算是把自己的选择说透了。 1916年，他生在江西弋阳穷农家。 少年时看惯了饿肚子，心里明白穷不是天定。 十几岁赶上方志敏回乡发动农民运动，弋阳乡下沸腾，穷人分到地，地主低着头，这一幕把他整个人推到革命那边。十五六岁当儿童团团长，随后入党，进工农红军，当上“红小鬼”，参加反“围剿”和长征，在枪林弹雨里练出好枪法，也见多了生死。 抗战前后，他被调去敌后根据地管医院，药少伤多，只能精打细算，算的是谁更需要活下来。 1947年，他调到毛主席身边做警卫，马上就遇到大考。 胡宗南部队扑向延安，先遣队逼近王家坪，离中央不到十里地，很多人主张赶紧撤，毛主席不急。周恩来提议留人观察敌情，主席扭头问汪东兴敢不敢留下，他答得干脆，只要主席下命令就敢。 一个排被他拆成几股埋伏在山沟里，时不时打上一梭子，拉开火力，装出“埋伏重重”的架势。 天上乌云压下来，下起大雨，国民党部队脚下打滑，顾前顾后，他趁机撤出，中央纵队脱险。 从那以后，他几乎没离开过毛主席：转战陕北有他，横渡黄河有他，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那天，他守在天安门城楼下。 毛主席去苏联参加斯大林生日并签中苏友好互助条约，他提前沿线查桥梁、隧道、车站警戒，确保专列从北京到莫斯科一路平安。1958年，他被下放回江西搞农垦，两年后又调回中南海。接下来的十几年，他一直在主席身边工作。 1976年，毛主席逝世，遗体停在人民大会堂，他几乎从早到晚守在吊唁现场。 9月12日，叶剑英来吊唁，把他拉到一边谈形势；10月2日，又到中南海他办公室，说那伙人一天不除，国家就没有出路。汪东兴点头，说这份责任躲不过。 几天里，他连夜组织研究行动方案，10月3日和4日报给华国锋、叶剑英，10月6日那场关键行动，他负责具体落实，为挽救党和国家前途出了一把力。 1977年，中共十一大召开，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凡是”被放下，新的路子逐渐清晰，他仍坚持原判断，会上意见不少。 他身体又因多年高压工作频频报警，只好把这两条摆在一起考虑。 1979年，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递交辞呈，说自己的思想跟不上大家，留下来不利团结。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批准他辞去职务，保留政治局委员待遇。 退休后，他深居简出。 陌生人很难见到他，家乡修撰县志的同志是例外。 只要带着资料上门，他就一张张照片、一条条文字帮忙核对，说清当年发生在哪年哪地。 有人觉得纪念方志敏的文章太多，他说这种烈士不怕写多，就怕写少。 国内外出版社多次请他写中南海回忆录，并开高价，他一口回绝，说那样既得罪活人，也得罪死人，以后没脸见毛主席。 毛主席诞辰和忌日，他每年都会去纪念堂，静静瞻仰遗容，献上花圈。 同一批退下来的，还有四个名字常被提起。 第一个陈锡联是军中名将，湖北黄安人，1929年参加红军，在鄂豫皖苏区反“围剿”中打出名气。 1980年，他辞去一切职务，1982年和1987年当选中顾委常委，1999年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 第二个吴德走的是地方路线。 1973年，他进入中央政治局。1980年，他辞去所有职务，1982年被选为中顾委委员。 晚年他患上血液病，医药费压力大，组织派人照顾并承担费用。1995年11月29日，他在北京逝世，丧事从简办理。 第三个纪登奎也是山西人，十五岁参加革命，1937年正式参加革命工作，不久入党。 1969年，他在九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后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1980年，他辞去一切职务，转到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当研究员，陪家人的时间多了许多。1988年7月13日，他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65岁。 第四个陈永贵身上带着泥土气。 山西昔阳的大寨村一度穷得出名，1952年他当上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带着村民修梯田、打水利，把石头山变成粮仓，“学大寨”的口号传遍全国。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农村一线工作，1975年走上国务院副总理岗位，分管农业。 1980年，他主动辞去副总理职务。1983年，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继续同土地打交道。 1986年3月26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骨灰按遗愿安葬在大寨。 这一年里，汪东兴和这四位老同志，把手里的位子交出来，照着邓小平提出“防止老人政治、给年轻干部让路”的思路做了个表率。 几十年打下来的江山，交到后来人手里，他们退到河边、田埂和书桌旁，看着新一代接过担子，也让那句“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多了一层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