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 年，褚时健在云南省高院，做最后的陈述：“说我受贿 3630 万人民币、100 万港币、30 万美元，我不认，我没有拿那些钱；说我违规收入 400 万，这个我承认，这是 17 年来累计多发的奖金，这个是我的错，无论怎么判我都认。” 褚时健1928年1月23日出生在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一个农村家庭，祖父褚发珍来自河南，清咸丰年间迁到云南，曾担任乡长和团总，祖母是彝族人，父亲褚开运从事木材生意。家中经济条件一般，父亲在1942年遭受日军飞机轰炸受伤，次年去世，当时褚时健15岁，他接管家里的酒坊，通过记录酿酒过程，把小作坊逐步扩大，产品在当地销售。1944年，他到昆明求学，参与学生活动，1948年因国民党注意，返回家乡担任小学老师，同时秘密传递情报。1949年，他加入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任班长，后加入共青团，担任解放军指导员。1950年转入地方工作，从征粮队长开始，1952年入党，逐步担任区长和人事科长。 1957年，褚时健被划为右派，下放到红光农场劳动，从事酿酒和榨糖工作，生活条件艰苦。1960年，妻子马静芬到农场喂猪，两人共同度过难关。1961年，他调任新平县畜牧场副场长，后去独龙农场和曼蚌糖厂工作。1965年，到嘎洒糖厂任副厂长，亲自管理，年盈利超过30万元。1978年平反后，到省委党校学习。1979年，51岁时接手玉溪卷烟厂，工厂设备陈旧，产品滞销。他改进种植方法，引入外国设备，调整生产环节。几年后，红塔山香烟流行全国，玉溪卷烟厂成为亚洲最大，年税利达99.1亿元，他获称中国烟草大王。17年间，他的总薪酬为60万元，与创造的价值相比很小。这段时期也留下了管理问题，如奖金多发积累。 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期间，推动技术升级，烟叶产量从几万吨增加到数十万吨，红塔集团成为中国烟草行业的支柱企业，年创利税数百亿元。他注重员工福利，但管理中存在奖金发放不规范的情况，导致后期争议。1995年，红塔集团销售额突破百亿元大关，褚时健成为改革先锋人物，多次获得表彰。但企业扩张中，资金使用出现漏洞，香港公司设立用于销售，但资金截留形成账外资金。私分公款问题逐渐暴露，涉及多名管理人员。褚时健的决策虽带来效益，但也埋下隐患，监管缺失让小问题积累成大案。 1997年，褚时健因经济问题被监视居住，调查持续近两年。检察机关指控他利用职权贪污私分公款300多万美元，其中个人贪污170多万美元，还涉及为他人批烟谋利，其女儿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资金转移到新加坡账户，涉及1156万美元。共同被告包括罗以军和乔发科。1999年1月，审判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起诉书列出多项证据。褚时健否认大部分指控，但承认400万元违规收入为奖金多发积累。法院认定贪污罪成立，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财产20万元，并追缴403万元人民币和62万元港币差额。 审判过程中，检察院强调褚时健主谋贪污，证据包括账目记录和资金流向证明。辩方指出部分指控缺乏直接证据，但法院采信公诉方观点。褚时健的女儿因涉案在河南狱中自杀，这成为他人生重大打击。他的妻子马静芬也牵涉其中，一同入狱。判决后，褚时健未上诉，接受结果。2001年，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狱中生活严格，他因糖尿病加重，2002年保外就医。出狱后，他选择低调生活，但很快投入新事业。烟草生涯结束标志着他从国企高管转为普通人，但经验积累让他在农业领域找到新方向。 保外就医后，褚时健74岁，到哀牢山承包2400亩荒地种植冰糖橙，与妻子马静芬一起管理。初期投资来自积蓄和朋友借款，总额约800万元。他研究土壤和气候，选用优质苗木，控制水肥比例。果园雇佣当地农民，逐步扩大规模。2005年，褚橙上市，品质突出，皮薄汁多，市场认可。从2006年至2013年，产量逐年增加1.37千吨。2014年，销售额突破1亿元，利润7000万元。褚橙成为知名品牌，果园雇佣200多对农民夫妇，年收入超过10万元。褚时健注重品质控制，避免农药滥用，确保果实自然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