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会不会亡国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现在的新加坡将要成为印度的新加坡了。 李光耀主导的计划生育政策，先是喊两个孩子够了，1986年又改口鼓励多生三个以上，要是负担得起的话。 李光耀当年推动计划生育，根源是新加坡建国初期的人口压力。1965年新加坡独立时，面临英军撤离后的经济困局，当时本土生育率飙升到平均每名育龄女性生育6个孩子的水平。有限的土地和资源根本承载不了爆炸式增长的人口，失业和住房问题成了国家发展的拦路虎。 新加坡政府在1966年成立了家庭计划及人口局，专门推动计划生育。初期只是鼓励家庭小型化，到1972年就明确提出“两个就够了”的口号。1977年，政府还进一步提倡晚婚晚育，甚至用差异化待遇倒逼政策落地。比如只有生育前两个孩子的家庭，才能享受产假等福利，多生的家庭则要面临一系列限制。 这套政策执行得很彻底。新加坡的生育率在1975年就降到了2.1的更替生育率水平，提前完成了控制人口的目标。李光耀后来也为这套政策辩护，他表示政策让新加坡能把更多资源投入教育，也减轻了当时的就业压力。 但政策调整却出现了严重滞后。人口统计数据的迟滞让决策者没能及时发现趋势变化，等到1980年人口普查分析结果出来，新加坡政府才确认生育率下降已是不可逆的趋势。此时，新加坡的出生率已经低于更替生育率整整十年。 1986年，新加坡政府解散了家庭计划协会，彻底放弃了控制生育的思路。1987年，“两个就够了”正式被“三个或更多”的政策取代。李光耀和政府都意识到，生育率持续走低会让人口结构老化、劳动队伍萎缩，最终拖垮经济。 可此时的政策转向已经难以挽回局面。新加坡的生育率一路走低，2024年的居民总和生育率仅为0.97，平均每名妇女一生生育不足一个孩子，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的2.1。更关键的是，不同族群的生育率出现了明显分化。 华族作为新加坡的主体族群，生育率是最低的。高房价、高教育成本让年轻华裔夫妇望而却步，“少生”甚至“不生”成了普遍选择。数据显示，40-49岁已婚华裔女性的未生育比例已升至14.4%，14岁以下的少儿人口比例更是从1960年的45.81%骤降到2023年的12.72%，彻底进入超少子化状态。 印度裔族群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印度裔传统上重视家庭和生育，整体生育率远高于华裔。更重要的是，印度裔的人口增长还得到了移民政策的助力。新加坡的生育率拉不上来，只能靠引进移民填补劳动力缺口、缓解社保压力，而印度裔成了移民政策的重要受益群体。 新加坡的移民政策有着明确的倾向性，优先吸纳年轻、高学历的亚裔人才。印度裔在英语能力和IT、金融等高端领域有着天然优势，正好契合新加坡的人才引进需求。2005年新加坡和印度签署《新印全面经济合作协定》后，开始有针对性地引进印度技术人才。 这些印度技术移民落地后，还会带来链式移民效应。一个印度工程师安顿下来，往往会把配偶、子女甚至亲戚接来新加坡定居，直接放大了印度裔的人口规模。2025年新加坡新增人口中，三分之二的非居民是外籍劳工，其中不少都来自印度。 族群结构的变化已经有了明显迹象。上世纪80年代，印度裔在新加坡居民人口中的比例还不足7%，2020年已经达到9.0%，2025年公民人口中印度裔比例进一步提升。有数据显示，印度裔公民比例从2014年的9.2%涨到了如今的11%，有人预测到2040年可能接近15%。 与之相对的是华族比例的持续下滑。华族比例在1980年还有78.34%，2010年降到74.08%，2023年的74.04%更是196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虽然华族目前仍是主体族群，但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新加坡居民整体的增长速度。 族群结构的变化已经开始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走在新加坡的乌节路或小印度地区，印度面孔越来越常见。文化层面，印度裔通过坚守母语教育、宗教传统和节庆习俗，保持了强烈的文化归属感。这种归属感直接体现在政治参与中，79%的印度选民会优先考虑同族裔候选人，这一比例远高于华族的32%。 外交层面，新加坡与印度的联系也因印度裔群体的崛起变得更加紧密。2025年新加坡与印度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路线图》，新加坡对印度的投资占其FDI总额近四分之一。这种外交转向虽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却与国内印度裔群体的增长形成了微妙呼应。 新加坡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2025年政府通过《维持种族和谐法案》，强化对仇恨言论的管控；还推出“华文教育振兴基金”，计划五年内将华文及格率提升至60%，试图重构华族文化认同。但这些政策很难逆转已经形成的人口趋势。 新加坡的困局本质上是李光耀时代人口政策遗留的问题，叠加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动规律。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的双重挤压，让新加坡不得不依赖移民。而印度裔群体凭借生育率优势和政策契合度，成为了人口增长的主要贡献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