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南大学学生王明健在毕业前一天，突然被两名没有任何军衔与职务的神秘军人带走。 毕业前一天的中南大学校园里，蝉鸣正吵。 王明健刚把行李打包好，准备第二天跟同学去北京找工作，两个穿中山装的男人就站在了宿舍门口。 他们没说单位，只递来一份文件，封面印着“绝密”两个红字。 “签了这个，以后去哪、做什么，对谁都不能说。”其中一人声音很低，王明健捏着钢笔的手，汗湿了笔杆。 他想起图书馆那本翻烂的小册子《原子能在国防中的应用》，扉页上自己写的“科学救国”四个字还泛着蓝墨水的晕。 签字时，笔尖在纸上戳出个小洞，像在心里刻下道坎。 跟父母告别只敢说“单位派去外地出差”，火车开动时，他看见父亲偷偷抹眼泪，后来才知道，那天奶奶已经病危，家人没敢告诉他。 基地在戈壁滩深处，冬天冷得钢笔水都冻住。 苏联专家来上课时，王明健总坐在第一排，笔记本记得比课本还厚。 专家夸他“脑子像精密仪器”，可1960年开春，这些“老师”突然全走了，实验室里的图纸被撕得满地都是。 晚上开会，老研究员拍着桌子说“咱们自己干”，王明健把冻裂的手往袖子里缩了缩，心里那股劲却烧得慌。 没有先进设备，他们就用土办法。 炼铀的原料像粗盐，得用陶瓷缸反复沉淀，铝锅熬煮。 有次反应器温度没控制好，溶液溅到胳膊上，皮肤立马红肿起泡。 同事要送他去医务室，他摆摆手，拿凉水冲了冲继续盯着刻度。 那些日子，他总梦见奶奶，梦里老人坐在村口老槐树下，问“明健咋还不回家”，醒来枕头都是湿的。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的天空亮得像白天。 王明健站在观测站里，看着蘑菇云慢慢散开，突然想起20岁那年签的保密协议原来“不能说的事”，是能让整个国家挺直腰杆的事。 那天晚上，他在日记本上画了朵蘑菇云，旁边写着“奶奶，孙儿没给您丢人”，又赶紧涂掉，这本子也得保密。 再回家是1986年，村口老槐树还在，父亲背驼得快直不起来。 母亲从箱底翻出件蓝布衫，是他当年走时穿的，“总觉得你哪天就回来了”。 他这才知道，姥姥去世时，家人怕影响他工作，硬是没拍电报。 饭桌上，父亲举杯说“你是咱家的骄傲”，他低头抿酒，眼泪掉在碗里，溅起一圈涟漪。 晚年整理旧物时，王明健总会摩挲那份边角发脆的保密协议，旁边摆着当年炼铀用的小陶瓷缸，缸沿还有道磕碰的缺口。 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正是这样把国家需要刻进骨子里的人，让我们有了自己的核盾牌。 如今戈壁滩的风还在吹，只是当年的秘密，早已成了照亮前路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