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昔日的专职司机梁国栋，建国后调到地方工作，是什么级别？ 2003 年 4 月的广州，一场告别仪式冷清得有些 “寒酸”。没有层层叠叠的花圈，遗体旁只摆着三束来自海南老家的野菊。 逝者享年 97 岁，若只看这场面，谁能想到这位老人曾在正厅级的 “交椅” 上坐了十几年？更有谁能料到，在那之前的惊心岁月里，他曾握着方向盘，身后坐着的是整个中国革命的核心 —— 毛主席 梁国栋这个名字，如今听来陌生，但在延安的黄土高原上，曾代表着绝对的安全感。 把时针拨回到 1944 年的陕北，那儿没有平坦大道。梁国栋的战场就在吉普车的驾驶室里，但他常常把自己扔到车外头。那年春天去安塞，暴雨把土路浇成了烂泥潭，车轮子陷进去光打滑不挪窝。 梁国栋二话没说，没等警卫员反应过来，就动手把路边的木栅栏给拆了，卸下挡板往满是泥浆的车轮底下垫。 这还不算完，他带着两个小战士，几乎是把身子贴在泥汤里推车。车身一震冲出泥坑的那一刻，他脚底一滑，狠狠摔进泥水里，半条裤腿直接被挂烂了。 毛主席下车关切地问人伤着没，他咧着嘴第一反应却是拍拍吉普车：“主席，轮胎好着呢！” 哪怕到了天寒地冻的季节，过冰河前，他都要拿着铁锤先下车，一步一敲去试冰层的厚度，冰水刺骨，就把两条腿泡成了严重的关节炎。 在梁国栋的职业信条里，把自己这份安危置之度外，把 “风险” 都替领袖过滤掉，才算握稳了那个方向盘。 这股子 “痴气”，并非生来就有，而是生生磨出来的。早在 1926 年，不到 20 岁的他就已经在印尼巴达维亚的地下斗争里摸爬滚打了。 那时候他开的是吱呀作响的福特车，手里还要攥着需要散发的传单，甚至藏着转运的情报。为了掩护身份，一辆卡车跑三个码头，就得换三身行头，连擦汗的时间都没有。 这种在刀尖上练出的沉稳，后来跟着他到了延安，又带到了东北战场。在辽沈战役那种甚至低至零下二十度的极寒里，吉普车的离合器片都被冻住，他能想出用酒精灯钻到车底去烤化的法子。 车挂空挡滑行时，他就趴在车底下检修，“铁脚梁” 的名号，是靠真本事在几千公里的运输线上跑出来的。 1956 年，命运的转弯处，他从司机座换到了办公室，出任广东省公安厅劳改局局长。 按那时的行政级别，正厅级可是实打实的高位，能直接列席省委常委扩大会，权力不算小。可这位新局长身上，愣是看不出半点 “官气”。 去广州报到的头一天晚上，他不挑宾馆，直接卷着延安时期的旧棉被钻进了机关单身宿舍。警卫员要把公家的安家费拿来给他置办点像样家当，他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这钱得留给工程，我有手有脚，行李自己背得动。” 他在劳改局这个位置上一坐就是十二年，但他算账的方式，让好多科班出身的会计都脸红。他不仅管抓人、管改造，还管 “种地”。 为了解决经费和吃饭问题，他硬是带着队伍开垦了一万多亩荒地，引进了新的甘蔗品种。 结果怎么样？劳改农场一年就能给地方交售三千多吨糖料，不仅不吃财政饭，反而成了反哺财政的大户。上级领导夸他会算账，他那回答还是硬邦邦的：“要算百姓的口粮，更要算社会的安宁”。 可这本 “明白账”，一算到自己头上就糊涂。海南老家遭了台风，老房子塌了，地方政府按政策要给他拨专款修缮。 换做旁人，拿这笔钱那是天经地义，可梁国栋听说后，直接让侄儿回电报谢绝，理由简单得让人心疼：“咱家还有能住的房，弟弟也会木匠活，钱留给更苦的乡亲”。 1973 年，他都 67 岁了，老宅重建时，他还像当年在延安推车一样，蹲在废墟旁哪怕挑几块砖瓦也要亲自动手。 从给领袖开车，到掌管一方治安，梁国栋这一辈子，岗位换了又换，可骨子里的 “零件” 好像从未换过。 八年的专职司机生涯，留给他最深的，不是见过多少大场面，而是刻进骨头里的 “服务” 二字。那双因为试冰河而风湿疼痛的腿，时刻提醒着他当年在毛主席面前的誓言。 他离休后，组织给分了两室一厅，他非要把次卧腾出来堆满废旧资料，要把那些老车队的故事留下来。每当有人想把他的经历写成传奇文学，他总是那套老话：“别瞎吹，中央那么多干部，这就是个工作调动，大家都是换个方向盘继续开”。 这就是梁国栋。正厅级的级别是他档案里的履历，但那一床旧棉被、一身烂泥裤腿、还有那三束野菊，才是他真正留在这个世界上撇不开、抹不掉的底色。他在权力的车道上跑了一辈子，始终懂得把油门踩给公家，把刹车留给自己。 信息源：《归侨梁国栋的延安往事：曾为毛主席开过八年车》中国侨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