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7岁的女知青张梅香被领导叫到办公室，一把将她抱住，绝望之际，她没有哭喊，反而冷静地提出了一个大胆要求，竟让她毫发无伤地脱险，还把色狼送进了大牢。 1969年，十七岁的张梅香是知青队伍里年纪最小的，身上总带着股书卷气，在那个物质匮乏、甚至有点粗砺的年代，这种“文静”在某些掌握实权的人眼里，就是“好欺负”的代名词。 那些年的东北农村，日子不仅是地里的垄沟那么长，张梅香的手从拿笔杆子变成了拿锄头，满掌的老茧记录着她挑水、挖野菜、在煤油灯下帮老乡缝补衣裳的日日夜夜。 但在那片看似淳朴的土地上，也潜伏着不安分的阴影，那个叫黄书良的公社副主任，手里攥着工分核算和返城名额的“生杀大权”。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在许多知青回忆录里或许只是隐晦的一笔，但对张梅香来说，是生死时速的博弈。 借口是现成的——“核查工分”，通讯员传话时的眼神闪烁，其实已经预示了不安，宿舍的同伴曾私下警告过她，这个黄主任看女知青的眼神像是带钩子，不少人吃过哑巴亏，但都烂在了肚子里。 张梅香去的时候，心里已经打起了十二分的鼓，但真正到了办公室，听见那声清脆的“咔哒”反锁门声时，她知道，狼终于露出了牙齿。 黄书良没打算兜圈子，那些关于“明年推荐名单头一个就是你”的承诺，伴随着他扑过来的浑浊气息，赤裸裸地摆在了桌面上。 这时候如果哭，那就是助兴剂；如果硬拼体力，一米六的小姑娘怎么可能是一米八壮汉的对手？甚至，如果衣服一旦被扯破，在这个唾沫星子能淹死人的世道，哪怕她是受害者，也要背上洗不清的污名。 绝境之中，人的脑子往往会转得比平时快上一百倍，张梅香没有退到墙角瑟瑟发抖，也没有撕心裂肺地喊救命——在这偏僻的办公点，喊破喉咙也没用。 她反而停止了挣扎，那是极其反常的冷静，就像是她的父亲当年把一本《政策汇编》缝进她被褥里时教她的那样：“遇见烂人别慌，要用他的软肋去打他的死穴。” 就在那只手即将触碰到她衣领的瞬间，张梅香突然大喝了一声：“松开！”这声音不带一丝哭腔，甚至带着某种审判的意味，硬生生把那个惯犯给震住了。 紧接着，她抛出了一套足以击穿对方心理防线的逻辑，她整理好衣领，直视着那双满是欲望的眼睛，一字一顿地告诉他：现在要是敢硬来，明天一早贴满县革委大门的就不仅仅是一封举报信。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她可以用清白去赌，但他这个“干部”，敢拿一家老小和后半辈子的政治前途来赌吗？ 黄书良毕竟是个欺软怕硬的主，在他的经验里，小姑娘都是吓唬两句就软的，没见过这种张口就能拿捏“作风纪律”高压线的人，那一刻，他眼里的欲火被恐惧浇灭了一半。 看着对方迟疑，张梅香知道自己赌对了，她立刻抛出了第二步棋，这是一招极其险峻的“以退为进”。 她没有立刻夺门而逃，而是把纸笔拍在了桌子上，提出了那个令对方意想不到的交换条件——想要事息宁人？可以，现在就写回城介绍信，盖章，签字，一个都不能少。 在那个瞬间，他或许以为这是一种“交易”达成的前奏，或许只是想先把这个难缠的丫头打发走，日后再找机会收拾。 于是，他哆哆嗦嗦地拿出了信纸，盖上了鲜红的公章，张梅香甚至冷冷地提醒他：“盖清楚点，不然这字据不做数。” 拿着那张墨迹未干的介绍信走出办公室时，张梅香后背的冷汗早已把棉袄浸透了，她知道，这不仅是一张回城的票，更是这只“老虎”买凶作恶的实证——利用职权胁迫女知青，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次日张梅香没有像黄书良以为的那样“忍气吞声”，她带着那张藏在被褥夹层里的介绍信，直接敲开了纪检老王和党委书记的大门。 她逻辑清晰地陈述了全过程，并展示了那份带有强迫性质的“书面证据”。 随着她的站出来，另外几名曾经受辱不敢言的女知青也终于鼓起了勇气，那个曾经在公社一手遮天的黄书良，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然栽在了一个17岁小丫头手里。 调查结果很快出来：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警车呼啸而至，因流氓罪等多项罪名，等待他的是漫长的铁窗生涯——有的说法是判了十五年，也有人记得他在几年后的西北劳改农场病死了，但这都已经不再重要。 主要信源：（知青(2012年张新建等执导的长篇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 - 百度百科、女知青回城记(余薛锋编剧的电影) - 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