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贪财好色，原配逼迫他迎娶18岁小姨子为妾，结婚后极尽宠爱 1928年，钱

此人贪财好色，原配逼迫他迎娶18岁小姨子为妾，结婚后极尽宠爱 1928年，钱大钧站在病床前，手里捏着一份遗嘱。 妻子欧阳藻丽病危，临终前只有一个要求。 死后必须娶她的妹妹，不能娶别人，这个17岁的小姨子，他早就注意到了。 没人想到，民国军政圈里出了名的“风流将军”，会以这样荒唐的方式再续姻缘。钱大钧当时已是蒋介石麾下的核心将领，手握兵权，家底丰厚，身边从不缺示好的异性。可面对发妻的临终请求，他几乎没犹豫就答应了——既顾全了夫妻情分，又遂了自己的心思，这样的“美事”，他没理由拒绝。 欧阳藻丽的决定，背后藏着太多无奈。她出身江西望族欧阳家，父亲是清末举人，家里在军政商三界都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当年钱大钧还是个穷学生，靠着欧阳家的资助才完成学业，一步步走上军政舞台。两人结婚十年，育有两子一女，欧阳藻丽深知丈夫的品性：贪财，经手的军饷物资从不会让自己吃亏；好色，身边的副官、秘书总换年轻貌美的女性。她病重期间，看着年仅17岁、容貌比自己更出众的妹妹欧阳生丽，心里清楚，若不把妹妹托付给丈夫，以钱大钧的性子，迟早会娶外人进门。到时候，自己的子女在钱家恐怕难有立足之地，欧阳家的利益也可能受损。让妹妹续弦，既是为子女找个靠山，也是为家族稳住这层重要的军政关系。 欧阳生丽对这门婚事毫无选择权。17岁的她还在教会学校读书，喜欢诗歌和钢琴，对姐夫钱大钧的印象，只停留在“严肃、有权势”的层面。姐姐病重时，她常去探望，每次都能感受到姐夫落在自己身上的异样目光，那目光让她不安，却又不敢声张。姐姐去世后，父亲和钱大钧找她谈话，语气里没有商量，只有通知。她看着姐姐的遗像，想着姐姐对自己的疼爱，再看看家族长辈期盼的眼神，最终点了头。1929年，钱大钧风光大办婚事，迎娶18岁的欧阳生丽为妾，彼时他已经36岁，比小姨子大了整整18岁。 结婚后的钱大钧，确实兑现了对亡妻的承诺，对欧阳生丽极尽宠爱。他在南京买下大宅院，专门请人按照欧阳生丽的喜好布置，花园里种满她喜欢的栀子花，书房里摆满进口的诗集和钢琴。每次出差，不管多忙，都会给她带各地的特产和首饰；遇到军政场合，只要欧阳生丽愿意，他总会带着她出席，让她穿着最体面的旗袍，戴着最贵重的珠宝，接受旁人的艳羡。有一次，欧阳生丽随口说想吃上海的梨膏糖，钱大钧当即派专机让人去上海采购，当天就让她吃上了新鲜的糖果。这种宠爱，在一夫多妻的民国上层社会，实属罕见。 可这份宠爱，终究带着强烈的控制欲。钱大钧不允许欧阳生丽再和以前的同学来往，尤其是男性朋友；她想继续读书，被他以“将军夫人无需抛头露面”为由拒绝；就连出门逛街，都必须有副官和侍女陪同。欧阳生丽渐渐发现，自己不过是被丈夫养在金笼子里的金丝雀，看似拥有一切，实则毫无自由。她偶尔会想起姐姐，想起姐姐当年的决定，不知道这到底是成全，还是另一种束缚。 而钱大钧的“宠爱”，从来没改变他贪财好色的本性。他利用职权大肆敛财，在上海、南京等地购置了多处房产和田地，甚至暗中参与鸦片走私；身边的莺莺燕燕也没断过，只是做得比以前更隐蔽，从不敢让欧阳生丽发现。欧阳生丽看在眼里，却只能选择隐忍——她清楚自己的地位，没有家族的支持，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离开钱大钧，她寸步难行。 这样的婚姻，在民国时期并不少见。上层社会的婚姻，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感情结合，更多的是利益交换和家族联姻。钱大钧娶欧阳生丽，得了美人，稳了家族关系；欧阳家通过这门婚事，巩固了和军政界的联系；而欧阳生丽，不过是这场利益交换中最无辜的牺牲品。她得到了物质上的极致满足，却失去了自由和爱情，一辈子活在丈夫的掌控和家族的期望里。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很难简单评判谁对谁错。欧阳藻丽的决定，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无奈之举；钱大钧的行为，暴露了人性的贪婪和自私；欧阳生丽的命运，是无数民国女性的缩影。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女性的婚姻大多身不由己，她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成为家族利益的筹码，成为男性的附属品。 这段荒唐的婚姻，终究成了民国史上的一段笑谈。钱大钧后来因贪污问题被弹劾，权势渐衰；欧阳生丽在他失势后，带着子女隐居，从此淡出公众视野。没人知道她晚年是否后悔过，是否怨恨过姐姐的安排和丈夫的控制。但这段婚姻背后，折射出的却是民国时期上层社会的虚伪、冷漠和女性的悲哀。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