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叶问匆忙逃离大陆，身份神秘，闭口不谈大陆经历！震撼！当时，他连自己的妻子都没告知，直接在同事的警告下飞奔去了香港——因为那句致命的话：东江纵队回来了…… 1950年早春，46岁的叶问攥着一张赴港通行证，在拥挤的人群中挤上渡轮。警服口袋里别着的“甲种勋章”，曾是他作为佛山警察局代理局长的荣耀，此刻却成了催命符。 三天前，老同事匆匆闯进家门，只留下短短一句：“东江纵队要回来清算了。”叶问脸色当场发白。 十五分钟内，他做出艰难决定：带着大女儿先往澳门再去香港，把妻子张永成和三个幼子留在佛山。这一别，成了他们此生再难弥合的裂缝，也把“咏春拳”的命运，从岭南乡间推向世界舞台。 很多年后，人们只记得那位在电影里“拳镇佛山、怒打侵略者”的民族英雄，却很少追问他此前的半生。 1893年，他生于佛山桑园“叶姓”大宅，是典型的富家子弟。7岁起在陈华顺门下学咏春，师父去世后又由吴仲素继续教习；16岁赴港读书，在街头与梁赞之子梁璧并肩对付欺压华人的水兵，从此得到梁家真传。 回到佛山，他一边在豪宅练拳，一边出入军警系统，既给部队、警队当武术教官，又凭家族关系在花捐局、警察局谋职。 抗战爆发后，叶家产业被日军占去，他本人则进入国民党侦缉系统，后来赴贵州军校接受特训，回佛山后参与情报、缉捕工作。 也正因为“地主”“警察局长”“疑似中统特务”三重身份，1949年政权更替时，他深知自己难以全身而退。 东江纵队改编部队进驻佛山，肩负清理旧政权残余的任务，叶问的旧部有人被捕，他开始反复念叨“武术家的手，不该沾政治的血”，却也明白，已经没有回头路，只能选择离开。 逃到香港之后，他把姓名登记为“叶溢”，报大了6岁，住进深水埗逼仄板间房，打破“关门收徒”的旧规，在饭店工会教工人练拳。 这时的叶问，不再是佛山大屋里养尊处优的少爷，而是躲避清算的“前朝人”，在新环境里一边谋生，一边重新梳理咏春拳的教学体系。徒弟从八九个手艺人，慢慢发展到几十人、上百人，武馆从深水埗搬到李郑屋、通菜街，再扩展到荷李活道，连香港警队都请他去教防身术。 1950年元旦之后，粤港封关，张永成被困佛山，夫妻天各一方。1960年，她在内地病逝，叶问只能在香港继续带徒授艺，与一位上海女子同居又添一子；留在佛山的叶准、叶正，直到父亲弥留之际，才在香港见上最后一面。 事业一路向上，家却碎成几截。“拳传天下，家散几方”，大概是许多老一辈对他的复杂评价。 1953年，17岁的李小龙推门而入，给这个日渐老去、身世难言的师傅带来了新的拐点。 这个弟子以惊人天赋，把咏春拳的“寸劲”“中线”打到银幕之上。到70年代，叶问已在香港拥有大批门徒，1967年成立咏春体育会，弟子遍及各行各业，其中有人后来成为警务高层，有人远赴欧美开馆授艺。 1972年冬天，79岁的叶问在香港因喉癌去世。出殡那天，来自世界各地的咏春弟子齐聚灵堂。此时，咏春拳已经走出珠三角，传到十数个国家。 梁挺等弟子将“小念头”“寻桥”等套路系统化整理，建立国际咏春总会，德国的咏春博物馆里陈列着他当年逃港时的藤箱和木人桩图纸，美国、欧洲多个城市设立专题纪念角。 然而真正让他的名字在全球家喻户晓的，是几十年后的一块银幕。 2008年，《叶问》系列电影把他塑造成抗击侵略者、守护乡梓的民族英雄。那段本来充满政治暧昧的警察局长生涯，被浓缩成“宁可挨饿也不屈膝”的几场戏；佛山匆忙出走的原因，也从“惧于清算”改写为“打日本人惹祸”。 在电影里，他是挺身而出的“佛山一柱”；在老一辈记忆中，他是关键时刻悄然南逃的旧政权人物；在弟子心里，他是每天站在馆内，反复纠正他们站桩、出手角度的严师。 这三幅影像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难以简单评判的叶问：既有时代洪流中的身不由己，也有在新土地上重新出发的坚韧，还有被后世包装、放大的英雄光环。 或许，真正的叶问，既不是银幕上那个“完美宗师”，也不限于档案里那串职务和身份，而是那个在佛山大屋与香港板间房之间辗转，在政治阴影与木人桩前往返的人。 他留下的是一门拳、一堆争议和一段被不断改写的故事。至于人们愿意记住哪一个版本，最终也成了各自时代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