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这记重拳，打醒了多少把学生当工具人的博导 上海交大新规：博士超长延毕1人，导师明年少招1个；超2人直接摘博导帽子，更狠的是，院系还要跟着被扣2个招生名额，彻底断了某些“老板”的财路。 这里说的“超长延毕”可不是简单超期几个月，上海交大明确规定，普通博士生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不超过6年，直博生和定向博士生不超过7年，超过这个期限还没毕业，就算“超长延毕”。 这纸新规戳中了高等教育的痛点——教育部数据显示，博士研究生未按期毕业率常年盘踞在60%以上，每年都有超过10万名博士生卡在毕业路上，迟迟拿不到学位。这些延毕的学生里，不少人都在为导师的横向项目“打工”，学术研究反而成了副业。 机械工程专业的小林对此深有体会，他在某高校读博第五年，还没摸到论文开题的边。“导师手里有三个横向项目，我从研一就跟着跑现场、做数据、写报告，每天忙得像陀螺，根本没精力做自己的课题。”小林说，导师每个月给的补贴只有1500块，不够房租和吃饭，他只能周末去兼职家教。 同课题组的师兄更惨，延毕第三年，补助停发，只能靠送外卖维持生计，论文进展却越来越慢。这种把博士生当“廉价科研劳动力”的情况，在不少高校都存在，导师靠着学生完成项目赚经费，却对学生的毕业进度漠不关心。 上海交大的新规，恰恰掐住了这类导师的“命门”。招生名额对博导来说就是科研生命线，少招一个学生，就意味着项目推进慢一步；被摘了博导帽子，更是直接断了学术生涯的上升通道。更狠的是院系也要被扣名额，这就倒逼院系主动监管，不会再对导师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新规落地后，上海交大不少导师已经开始行动，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的张教授，主动给课题组三个延毕博士生调整了培养计划，每周专门留出半天时间指导论文，还叫停了学生手里与学位无关的横向项目。“以前觉得只要项目做好就行，现在得把学生毕业放在第一位，不然影响招生得不偿失。”张教授的话道出了很多导师的心态转变。 新规的价值，不仅在于惩罚不负责任的导师，更在于重塑博士生培养的核心逻辑。长期以来，博士生延毕的压力几乎全压在学生身上，经济负担、年龄焦虑、职业发展停滞，这些痛苦只能自己扛。 上海交大把延毕责任与导师、院系绑定，让培养过程从“学生单打独斗”变成“多方共同负责”，这是教育回归本质的体现。教育部早就明确要求，导师不得违规随意拖延研究生毕业时间，不得要求研究生从事与学业无关的事务，但一直缺乏刚性约束，上海交大的新规正是把这些要求落到了实处。 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延毕问责”已经不是孤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早就出台类似规定，研究生超期毕业，导师会被暂停招生资格。 越来越多高校加入进来，说明高等教育界已经意识到，博士生培养不能只追求科研产出，更要兼顾人才成长。数据显示，导师与学生的互动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博士生延毕时长增加一年的可能性就减少6.3％，高质量的指导才是避免延毕的关键。 当然，新规也面临一些争议。有网友担心，会不会有导师为了避免延毕，故意降低论文标准，让学生“凑数毕业”？还有人顾虑，基础学科研究周期长，新规会不会让导师不敢选有难度的课题？ 这些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但上海交大的新规里也有配套措施，要求导师组全程监督培养计划，通过资格考试、中期考核等多个节点把控质量，不是只看毕业速度不看学术水平。真正有责任心的导师，不会因为新规就放弃对科研质量的追求，反而会更科学地规划学生的培养路径。 博士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顶端，培养的是未来的学术骨干和行业精英。把学生当工具人，消耗的不仅是一个个年轻人的青春，更是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的根基。 上海交大的这记重拳，打醒的是那些迷失初心的导师，也为高等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人才培养才是教育的核心，任何科研成果都不能以牺牲学生的成长为代价。当每一位博导都把学生的前途放在心上，每一所高校都建立起完善的培养机制，博士生延毕的困境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