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聂元梓被批准保外就医，但她却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尴尬境地，因为丈夫早已和她离婚，子女也对她不闻不问，出狱后的她竟然连一处容身之所都没有，真可谓落魄至极。也许直到这一刻，聂元梓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因果报应，因为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她自己造成的。 聂元梓早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属于三八式老干部，1953年定为行政12级，算得上高级别。可到1984年保外就医，1986年正式假释的时候，她的情况完全变了样。原单位北大和北京市都不肯接收，按政策本该有生活出路，却什么都没有：没生活费，没医药费，没住房。一下子从过去那种位置跌下来，身边人散得干净。第一段婚姻1959年就离了，那时候丈夫吴宏毅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受处分，她带着三个孩子离开东北。第二段婚姻也没维持多久。子女长大后，基本不怎么联系，出狱后她想找亲人靠靠，根本没人搭理。 刚出来那几年，最难熬。她借住在一个朋友的小屋子里，只有六平方米那么点地方，条件简陋得很。日子紧巴巴的，有时候生活费凑不够，只能去菜市场转悠，捡别人不要的菜叶子带回去对付一顿。想想以前的级别和身份，现在落到这步田地，差距大得让人说不出话来。后来试着寄住姐姐家，或者亲戚那里，本以为能有个落脚点，谁知没多久就处不下去。性格直来直去，容易起冲突，很快就得收拾东西走人，又得另找地方。一个人拖着行李在北京转，居无定所那种滋味，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 改革开放后，有人帮她一把，提供点本钱，她化名王兰试着下海做生意。笔杆子出身的人，哪懂那些市场门道，跑来跑去谈买卖，结果本钱很快就赔光了，只剩下一堆要不回来的借条。从那以后，她也不再瞎折腾，转而多次写信向上级反映自己的难处，列出身体上的各种毛病，像心脏病、腰椎错位这些，字写得工整，就是希望按老干部身份落实点待遇。信一封接一封寄出去，日子就这么熬着。 这段时间，她基本是孤身一人过。子女不来往，亲戚也疏远，旧识大多避着走。生活全靠自己张罗，早出晚归买点便宜菜，自己做饭吃。身体本来就不好，还得硬扛着。很多人说，这么落魄，跟她过去那些事脱不了干系。自己一手搅起来的风波，到头来砸在自己头上，亲人离散，住房都没着落，确实是自食其果。旁人看着，或许觉得活该，但这也说明，人这一辈子，做什么事都得想想后果。聂元梓这时候，恐怕才真切感觉到，什么叫众叛亲离，什么叫报应不爽。 她不是没反思过。晚年口述的那本回忆录，就是她自己整理过去，承认了不少错误。说起来，她从革命老干部到判刑坐牢，再到出狱后这么惨，人生起落太大。很多人一辈子平稳，她却经历了两极。出狱头十几年，那种“三无”状态——无钱无房无保障，搁谁身上都扛不住。她就这么硬挺着，不闹不吵，只管写信求助。直到1998年左右，民政部门开始每月给点生活费，起初六百块，后来慢慢加。1999年有了医保，2006年才分到一套小两居，虽然是借住的，总算有个固定地方。 晚年定在北京海淀那边，低调得很，不爱露面，也不参加什么旧人聚会。每天自己买菜做饭，饮食清淡，坚持锻炼，身上的老毛病虽多，九十多岁还能自理。2019年8月28日，在北医三院走了，九十八岁。遗体捐了，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