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扯下她的裤子，把一针毒药扎进她的大腿。前后不到10秒，人就没了。那天，是大年三十。我每次看到这段，心都揪着疼。这个女人叫谢葆真，杨虎城的夫人。她本可以不死的。丈夫被骗回国，关起来了。她一个女人，在外面带着孩子，没人能把她怎么样。 16岁就跟着杨虎城闹革命的谢葆真，手里攥着的从来不是绣花针，是与丈夫并肩奔走的革命传单。西安事变时，她站在丈夫身后，把刚缝好的棉衣往他手里塞：“只要能救中国，碎骨头我给你捡。”那时谁能想到，多年后她会抱着年幼的孩子，主动叩响监狱的铁门。 “虎城为国做事，没犯错，我凭什么逃？”面对友人“去国外避难”的劝说，谢葆真红着眼眶拍了桌子。特务起初以为这不过是个闹脾气的妇人，直到见她把孩子的小手塞进丈夫铁窗里，才明白这个女人骨头有多硬——她要的不是夫妻团圆，是革命路上的“绝不掉队”。 息烽监狱的冬天比想象中更冷。炭火被克扣时，谢葆真把孩子裹进自己打满补丁的棉袄里，用捡来的树枝在地上画“人”字：“记住，这是‘中国人’的‘人’，咱们的骨头得像这笔画一样直。”特务扔来发霉的饼，她掰下一块自己先嚼，确认没毒才喂给孩子，嘴角还带着笑：“等出去了，娘给你做红烧肉，放你最爱的冰糖。” 他们怕她。怕她把监狱里的酷刑说出去，怕她教孩子的“中国人”三个字传到墙外。1947年那个除夕夜，别人家里飘着饺子香，特务端着针管走进牢房，谎称“给孩子治病的营养针”。谢葆真把孩子护在身后，直到裤子被扯下的瞬间，她还在喊：“杨虎城是爱国将领——” 10秒。毒针刺入大腿的刺痛，没能盖过她最后那句嘶吼。隔壁牢房的杨虎城听见动静时，妻子的身体已经凉透了。后来有人说他抱着尸体哭了一夜，白了半头青丝，可谁也没见过——监狱的墙太厚，连哭声都透不出去。 “她太傻了。”多年后总有人这样议论。是啊，如果她当初带着孩子躲进租界，或许能看着新中国的红旗升起，看着孩子长成挺拔的青年。可谢葆真不是没算过这笔账——16岁投身革命时，她就把“个人生死”从账本上划掉了，剩下的只有“家国”二字。 西安事变时她对丈夫说“粉身碎骨也值得”，狱中铁窗前教孩子写“人”字，最后那句未喊完的“爱国将领”，从来不是一时冲动。那是刻进骨子里的信仰：革命者的归宿，从来不是安稳的晚年，是与理想同生共死。 现在的除夕夜，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有红烧肉了。只是很少有人知道，80多年前有个女人，在冰冷的牢房里，用发霉的饼哄着孩子，许了一个永远没兑现的冰糖红烧肉的愿。 我们享受的团圆，是她放弃的团圆；我们珍视的太平，是她用生命护着的信仰。这个33岁的女英雄，用最“笨”的选择，给了我们最珍贵的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