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陈芝秀抛下年幼子女和丈夫常书鸿，跟下属私奔，多年与女儿在杭州相遇，她衣衫褴褛，目光呆滞，已下嫁工人并生下一子，她的一句话，让女儿深感理解，还每月寄钱给她。 在塞纳河畔的艺术沙龙里，留法油画家常书鸿与雕塑系才女陈芝秀曾是民国文艺界的金童玉女——他的作品刚斩获巴黎春季沙龙金奖，她的雕塑《少女与鸽子》正被画廊争相展出。 他们带着一双儿女回国时，皮箱里装满了巴黎的画具与梦想，却没人料到，改变命运的不是画展邀请函，而是一本泛黄的敦煌壁画图册。 1941年冬夜，常书鸿在南京中央大学的书房里摩挲着图册，飞天的飘带仿佛从纸页间飞出，他突然合上书本：“去敦煌，那里才是艺术的根。” 陈芝秀抱着熟睡的女儿常沙娜追到门口，指尖还沾着未干的雕塑泥——她原本以为，回国是要在紫金山下建一座属于他们的工作室。 莫高窟的风沙比想象中更烈。土坯房的墙皮在寒风中簌簌掉落，掺着沙砾的窝头划破了陈芝秀的嘴角，她曾用来捏塑石膏的手，如今要在结冰的河水里搓洗衣物。 “书鸿，我的雕塑刀都生锈了。”某个黄昏，她看着丈夫趴在壁画前临摹，颜料沾满指甲缝，连头也没抬。 逃离发生在1945年深秋。常书鸿去兰州采购颜料的清晨，陈芝秀用一块蓝印花布包了几件换洗衣物，跟着年轻的助理踏上了戈壁滩。她没敢回头——怕看见窗台上女儿常沙娜最喜欢的布娃娃。 后来的日子，她跟着助理一路向东，却在宝鸡火车站被丢下。那个曾说要带她“找回艺术人生”的男人，卷走了她最后一块银元。 杭州的西湖边，她嫁给了在纱厂扛棉花的工人老王。灶台的烟火熏黄了她的手指，曾经能分辨出十二种灰色的眼睛，渐渐只看得见米缸的深浅。 1972年春天，已是清华大学美术教授的常沙娜在杭州讲学。路过拱宸桥时，她看见一个捡废纸的老妇人正用铁丝捆扎纸箱，那双手的指节——跟她童年记忆里捏橡皮泥的轮廓重合。 “妈妈？”她声音发颤，像怕惊扰了易碎的旧梦。 老妇人缓缓抬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又迅速黯淡下去。她从怀里掏出一个磨得发亮的铜制小雕像——那是陈芝秀年轻时给女儿刻的小兔子。 “沙娜，”她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当年在莫高窟，我每夜听见风沙打在窗上，像有无数双手在扯我的心。我不是不要你们，是我那颗搞艺术的心，先死了。” 常沙娜突然想起父亲晚年说的话：“你妈妈是被敦煌的寂寞杀死的——不是生活的苦，是灵魂没了去处。” 后来，常沙娜每月给母亲寄钱，附信时总会夹一张敦煌壁画的复制品。陈芝秀收到后，会把画贴在床头，对着飞天的飘带一看就是半天。 有人说陈芝秀自私，可谁又见过那个在巴黎能为一块颜料跑遍全城的姑娘，如何在莫高窟的油灯下，把最后一点雕塑泥捏成女儿的样子？ 常书鸿守护了敦煌的壁画，陈芝秀却没能守护住自己的艺术生命。 当我们谈论“坚守”时，是否也该看见那些被时代洪流卷走的“逃离者”？她们的伤口，或许藏着另一种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