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家儿子考了一所省内不错的211学校，儿子升学宴，姑姑包了两百块，准备退回去

今年我家儿子考了一所省内不错的211学校，儿子升学宴，姑姑包了两百块，准备退回去！真不是我嫌这钱少，说实在的，现在谁家办升学宴，随礼不兴三五百的？但这两百块攥我手里，比揣着块刚从灶膛里扒出来的烙铁还烫得慌。 八月末的升学宴，酒店包间里空调吹得人发冷，桌上的果盘里西瓜瓤都泛了白。 儿子穿着新衬衫给亲戚敬酒，到姑姑那桌时，她从蓝布包里掏出个红包，塞我手里——“给大侄子的，买点笔本。” 红包薄薄的，捏在指尖能摸到纸币折叠的硬边。旁边表妹悄悄碰我胳膊：“我妈非说两百够了，我说拿五百，她瞪我半天。” 我没接话，把红包塞进裤兜。那布料贴着大腿，凉丝丝的，心里却像揣了团火，烧得人坐立不安。 真不是嫌少。去年表妹出嫁，我包了八千；前年姑姑家盖房，我偷偷塞了两万。现在谁家升学宴随礼不兴三五百？可这两百块，怎么就比灶膛里的烙铁还烫？ 散席时姑姑拉着儿子的手，絮絮叨叨嘱咐“大学里别熬夜”“食堂饭不好就回家吃”，眼角的皱纹里卡着点没擦干净的粉底。她转身要走，我摸出红包想塞回去，她手一挡，蓝布包带子在手腕上勒出道红印：“干啥？嫌少啊？” 我慌忙摆手，话卡在喉咙里——哪是嫌少？是二十年前那个雪天，她把我拉进供销社，掏出皱巴巴的五块钱买了双红棉鞋，自己脚上还穿着露脚趾的单鞋；是我高考失利躲在房里哭，她揣着热乎的糖糕来劝我，临走时往我枕头下塞了张百元钞，边角还沾着面粉。 那天晚上我翻旧相册，找到张泛黄的照片：十岁的我骑在姑姑肩上，她穿件洗褪色的蓝工装，手里攥着个冰棍，正往我嘴里送。照片背面有她歪歪扭扭的字：“妮儿要考大学，姑姑供你。” 第二天我没去退红包，提着水果篮去了姑姑家。门没关严，听见她在屋里跟姑父打电话：“……两百咋了？我这月药钱刚凑够，等发了退休金再给大侄子补个大的……”我推开门，看见桌上摆着个搪瓷缸，里面泡着最便宜的茉莉花茶，缸沿豁了个口。 她看见我，手忙脚乱把手机藏起来，脸上堆起笑：“来啦？快坐。”我把水果篮放桌上，从包里掏出个信封塞她手里——不是退红包，是我该给她的。她死活不要，两人推搡间，我摸到她手腕上突出的骨头，像两段干柴。 最后我没再坚持退红包，只是把那两百块钱换成了崭新的票子，夹在她常看的《健康时报》里。她后来打电话骂我“瞎花钱”，声音却软乎乎的，像小时候给我讲故事时的语气。 现在那两百块还在我抽屉里，夹在儿子的录取通知书里。有时翻开看，纸币边角磨得起了毛，沾着点蓝布包上的线头——原来亲情从不是天平两端的数字，是她藏在皱纹里的牵挂，是我攥在手心的愧疚，是二十年前那个雪天，红棉鞋里暖烘烘的温度。 下次去看姑姑，得记得给她买双软和的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