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罪老板娘后，工资从 12000 元降到了 5000 元，我提出了辞职。当我把辞职信递给老板娘时，她只是不屑地看了一眼，轻描淡写地说：“放桌子上，你可以先出去了。” 我心里五味杂陈，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在这家小公司待了两年，我是老板娘亲自招进来的。 上个月开周会，我坚持把仓库损耗数据写进报告——她弟弟管着仓库，报表递上去那天，她看我的眼神就带了冰碴子。 这个月工资条下来，数字从12000变成5000，小数点都没挪位置，像个嘲讽的句号。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A4纸，指腹把边缘搓得起了毛边，窗台上的绿萝叶子尖儿有点发黄，和我此刻的心情一样，蔫哒哒的。 前天找她谈过一次，她坐在老板椅里转了半圈，背对着我说“公司效益不好，大家都降薪”，可我知道，隔壁设计部小张的工资卡上，数字一分没少。 今天上午，我把打印好的辞职信折成整齐的长方形，走到她办公室门口时，听见里面传来她和弟弟打电话的声音，“那小子不识抬举，降薪让他知道厉害”，听筒漏出的话音像针一样扎在我耳朵里。 我推开门，她挂了电话，眼皮都没抬。 我把信递过去，她终于抬眼，扫了一眼信封上“辞职信”三个字，嘴角撇了撇，像看到什么脏东西。 “放桌子上，”她声音淡淡的，带着刚骂完人的余火气，“你可以先出去了。” 我以为自己会愤怒，会质问，可那一刻心里空空的，像被掏走了什么，只剩下一种钝钝的累。 后来我才听说，那天下午她弟弟因为仓库账目问题被老板骂了，她心里正憋着气——可这能成为她拿员工工资撒气的理由吗？职场里的人情和规则，难道真的可以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碾压是非？ 我转身离开时，听见她把信随手扔在桌上，发出“啪”的一声，像在给我们两年的上下级关系盖棺定论。 走出办公室，同事们都低着头假装忙碌，没人敢和我对视，只有前台小姑娘偷偷塞给我一颗薄荷糖，糖纸在手心窸窣作响。 现在我坐在回家的高铁上，窗外的树影飞快倒退。 短期看，我丢了一份工作；可长期想，我好像捡回了一点什么——是那个开会时敢坚持数据真实的自己，是不愿意为了工资折腰的骨气。 如果再遇到类似的事，我大概还是会把报表递上去，但下次，我会先学会保护好自己，比如提前备份证据，比如在沟通时打开录音笔——不是为了害人，是为了不让自己像这次一样，输得连句辩解都显得多余。 手机弹出新消息，是前同事发来的：“老板娘让行政把你工位上的东西都扔了，你的马克杯被她弟弟拿去装茶叶了。” 我想起那个马克杯，是入职时老板娘送的，上面印着公司logo，边缘有个小小的缺口——那是我刚来时不小心摔的，她当时笑着说“没事，用久了就有感情了”。 原来有些感情，比杯子上的缺口还容易碎。 高铁钻进隧道，窗外瞬间暗下来，我闭上眼，薄荷糖的清凉从舌尖漫到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