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叔是村里的有钱人、成功人士，他靠自己打拼在外面赚到钱，还开一个服装厂，城里有三套房。村里人提起三叔，都竖大拇指，说他有本事，从穷小子混成了大老板。三叔小的时候家里穷，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搬过砖、进过厂，吃了不少苦。 村里人提起三叔，总爱咂着嘴说“能耐人”。 说他初中没毕业就背着蛇皮袋闯深圳，如今开服装厂、城里三套房，是从泥地里长出的金凤凰。 我小时候见他，总穿件熨帖的夹克，皮鞋亮得能照见人影，不像我爸常年沾着泥土的胶鞋。 只有奶奶偷偷告诉我，三叔床头柜里，总锁着个掉了瓷的搪瓷缸——那是他刚创业时买的。 去年春节我撞见三叔蹲在老屋檐下抽烟。 他穿件旧棉袄，袖口磨得起毛，和记忆里那个“大老板”判若两人。 “咋不进屋坐？”我递过去一瓶矿泉水。 他摆摆手，烟蒂在青石板上摁出个小坑：“刚从厂里回来，机器坏了，折腾到后半夜。” 我才注意到他眼窝的青黑，像被谁拿墨笔描过似的。 “小时候你三叔最能吃，”奶奶端着碗腊肉走出来，“一顿能扒三个红薯，说要攒力气将来盖砖房。” 三叔忽然笑了，眼角堆起细纹：“后来在工地搬砖，才知道砖房不是靠力气就能盖的。” 十五岁背个蛇皮袋去深圳，工地上搬砖，手掌磨出血泡，晚上就着路灯啃冷馒头，天亮继续干；进服装厂当学徒，踩着缝纫机熬到天亮是常事，有次累晕在流水线，被工友架到医务室，醒来还惦记着没做完的活儿。 村里人都说三叔运气好，赶上了好时候。 可谁还记得他当年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那年冬天他回家，鞋底子磨穿了，脚趾冻得通红，却给我爸塞了张存折，说要供我读书。 “自己没文化，不能让娃也没文化。”他搓着手，笑得有些不好意思。 现在三叔的服装厂越做越大，雇了三百多号人。 每次回老家，他都开着那辆半旧的越野车，后备箱塞满给乡亲们带的东西。 有人说他显摆，他也不恼，只是说：“都是乡里乡亲的，带点东西咋了？” 上次我去他厂里，见他正给工人发口罩，嗓门洪亮：“都戴好，别感冒了，身体是本钱！” 三叔常说，他这辈子就信一个理：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也可能是陷阱。 他吃过没文化的亏，所以现在特别支持厂里的年轻人学技术；他知道打工的苦，所以从不拖欠工人工资。 “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够用就行。”他总这样说，可谁都知道，他那三套房，有两套是给两个儿子准备的。 去年夏天，三叔在村里修了条水泥路。 竣工那天，他站在路口，看着孩子们在新路上跑，笑得像个孩子。 有人问他图啥，他指了指村口的老槐树：“当年我就是从这树下走的，背着空包袱；现在回来了，总得给村里留点啥。” 现在我每次回老家，还能看到三叔用那个掉了瓷的搪瓷缸泡茶。 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茶渍在缸底映出一圈圈光晕。 三叔说：“这缸子跟我时，你还没出生呢；现在厂里三百多号人等着开工，城里三套房的房贷压着，我这腰，就是当年搬砖落下的毛病。” 我忽然明白，所谓成功，不过是把别人吃不了的苦吃了，把别人熬不住的夜熬了，把别人放弃的路，一步步走到底。 三叔还是那个三叔，只是鬓角多了些白发。 他依然穿着旧棉袄，依然用那个搪瓷缸泡浓茶，依然在村里人的夸赞声里，摆摆手说：“啥老板不老板的，就是个干活的。” 只是我知道，那个掉了瓷的搪瓷缸里，盛着的不只是浓茶，还有一个穷小子对生活最朴素的敬畏——别信什么一夜暴富，钱都是一分分挣出来的，日子都是一天天过出来的。 就像他常说的：“你看这缸子，看着糙，盛得住茶；人也一样，经得住摔打，才扛得起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