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左右，大上海第一交际花“上海舞后”李丽，开始陪睡名日本军官就寝，以身体换取机密情报，消灭日本10艘运兵船。 1945年8月，上海街头鞭炮炸响时，李丽却被两个军统特工架进了审讯室。桌上摊着她与华南方面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的亲密合影，审讯官的唾沫星子溅到她脸上：“汉奸！说，还有多少情报卖给日本人？”她没辩解，只是从贴肉的内衣里摸出一枚银哨——哨身上“忠贞”二字被体温焐得发烫。 没人知道，这个被全城唾骂“东洋婊子”的女人，十四岁从北平逃婚到上海时，行李箱里只有一双布鞋和半块干粮。从百货店售货员到百乐门头牌，她踩着碎玻璃似的流言往上爬，靠的不只是腰肢软，更是脑子活——日语流利，眼神能勾住人心，却也能在三秒内记住酒桌上的只言片语。 改变她命运的是1938年重庆的那场雨。戴笠的车停在她避风头的旅馆外，来人扔给她两条路：要么当间谍潜伏日军高层，要么按“通敌”论处吃枪子。她盯着窗外的雨，想起北平沦陷时死在日军刺刀下的邻居，把烟头摁灭在桌上：“我赌命，不赌亡国。” 三个月训练，她学会把密写纸藏进旗袍盘扣，用眉笔在手帕花边写密码，甚至在被搜身时嚼碎情报吞下。回到上海那天，她故意在百乐门门口挽住汉奸丁默村的胳膊，闪光灯亮起时，她笑得比谁都媚——这出“汉奸戏”，得演得让日本人都信。 松井石根是她的第一个“目标”。酒桌上，这个日本司令捏着她的下巴说胡话：“三天后，十艘船两万兵，吴淞口出发，定叫重庆军完蛋！”她嗔着灌酒，手指却在桌下掐出了血——具体时间、航线，每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烫进脑子里。 趁松井醉倒，她把情报写在纸条上塞进高跟鞋夹层。出门遇宪兵搜身，她突然“脚下一软”，高跟鞋直直飞出去，落在扮黄包车夫的联络员脚边。那车夫抓起鞋就跑，宪兵追着骂娘，她却靠在松井副官怀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三天后，吴淞口外爆炸声震碎海面，十艘运兵船沉了大半，近万日军喂了鱼。消息传来时，李丽正在给松井唱日本谣曲，唱到“故乡月”时，她垂下的睫毛上沾着泪——没人知道那是为胜利，还是为再也回不去的清白。 这样的险，她走了七年。在川岛芳子的茶会上，她故意碰掉手镯，趁捡东西扫过“华北物资清单”；冈村宁次的晚宴后，她借口找耳环，在书房外偷听到碉堡密码；有次带错名片被副官堵住，她撕开旗袍领口哭“被骚扰”，靠日军对“风月女子”的轻蔑才脱身。 骂名也跟了七年。公寓窗玻璃常被石头砸穿，养母从北平寄来的信里满是“家门不幸”，她看完就塞进壁炉，看着信纸蜷成黑蝴蝶——她知道，真正的勋章，早刻在了那些没被记录的情报里。 直到1945年那个审讯室，银哨摆在桌上，戴笠留下的密码本复印件摊开，审讯官的脸从铁青变成惨白。授勋那天，她穿素白旗袍，胸前“忠贞勋章”晃得人眼疼。台下有曾写文章骂她的记者，有被她情报救下的士兵，她只说了一句：“敌人爱风月，我就用风月做刀。” 晚年她定居台北，写回忆录《误我风月三十年》，很多事却没写——比如高跟鞋里的纸条，比如嚼碎在喉咙里的密写纸，比如那枚银哨背后，一个女人用身体和尊严垒起的防线。 2002年临终前，她让养女烧掉手稿，只留下件白色披风。火化时，披风内衬露出金线小字：“1937-1945，吾为家国，非为风月。” 世人总盯着她旗袍开叉的弧度，没看见叉子里藏的刀；记住她和敌人共舞的身影，忘了转身时手套里攥紧的情报。就像那年吴淞口的海，表面风平浪静，底下早被热血搅成了沸腾的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