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9团团长胡兆祺和百余名战士不幸被俘，鬼子一个个逼问他们团长去向，一个伙夫说：“我知道团长去哪里了！”战士们闻言怒视伙夫，看到人后却都沉默了！ 那张沾满锅灰的脸上，为何会刻着战士们最熟悉的坚毅？ 人群里，年轻战士小李的指甲几乎要嵌进掌心，他刚想冲上去撕碎这个“叛徒”，却被身旁老兵死死按住——老兵的手在抖，眼神却直勾勾盯着“伙夫”拎着的铁皮饭盒，豁口边缘还挂着半块没吃完的高粱饼，那是今早出发前，团长塞给他的。 谁也没注意，“伙夫”的裤脚还在滴着血。那是突围时被弹片划开的伤口，他趁着押解的混乱，把牺牲伙夫的蓝布衫往身上套，布条缠不住的血就顺着裤管往地上渗，他干脆抓把湿泥抹上去，混着锅灰，倒真像个刚从灶台边摸爬滚打的炊事员。 “西边大山里！团长带着人往西边跑了！”他扯着嗓子喊，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鬼子军官的皮靴“噔噔”踩过来，军刀挑起他的下巴：“你的，亲眼看见？”胡兆祺梗着脖子，饭盒“哐当”掉在地上，高粱饼滚出来，沾了层黄土。 战士们的眼泪突然就涌了上来。那个总把最后一块干粮让给新兵的团长，那个胳膊中了弹还笑着说“小伤”的团长，此刻正像牲口一样被鬼子用枪托砸着后背。 没人知道，被俘时胡兆祺就把军装团成球塞进石缝——那上面有59团的番号，绝不能落在鬼子手里。他摸了摸腰间的伤疤，那是去年在平型关扛机枪时留下的，当时班长把他推开，自己倒在了血泊里。“要护着弟兄们”，班长最后那句话，他一直记着。 鞭子抽在背上，像火烧一样疼。胡兆祺想起十五岁那年，铁匠师傅把烧红的铁块扔进水里，“嗤”的一声白烟冒起，师傅说：“铁要经得住捶打，才成得了器。”现在，他这把“铁”，正在鬼子的酷刑里淬炼。 “说不说？”鬼子把烧红的烙铁举到他眼前。他眯起眼，看见远处战士们都低着头，有人肩膀在抽噎。他突然笑了，血沫从嘴角溢出来：“我要是团长，还能让你们抓住？” 这句话倒让鬼子迟疑了。他们看着这个“伙夫”手上的老茧——那不是握锅铲的茧，是常年握枪、抡锤磨出来的厚茧，可没有证据，只能把他单独关在柴房。 夜里，胡兆祺用磨尖的石块一点点割绳子。月光从窗棂漏进来，照在他手腕的血痕上，像一道道红色的蚯蚓。他想起白天战士们含泪的眼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逃出去，带他们回家。 半个月后，他趁着看守换岗，像狸猫一样蹿出柴房。老乡把他藏进菜窖时，他只问：“那些被俘的弟兄，关在哪里？” 当二十多个衣衫褴褛的战士跟着他回到驻地时，团长办公室的油灯亮了一夜。胡兆祺把藏起来的军装拿出来，番号依旧清晰。他摸着上面的褶皱，像摸着弟兄们的命。 如今我们走进纪念馆，看到那个豁口的铁皮饭盒时，会不会想起1941年的那个午后——一个“伙夫”用满身伤痕，给战友们换来了生的黎明？ 这种把自己当盾牌的勇气，不是天生的。它藏在铁匠铺的火星里，在战友的嘱托里，在每一次“让弟兄们先走”的呐喊里。 而我们，又该用什么来接住这份沉甸甸的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