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广州的几个民工在山上凿石刨土，凿掉17米后，一民工突然发现镐头下那些零碎的花岗岩石块不见了，10多个整齐排列的砂岩石板出现在他眼前。 当工人们好奇地撬开石板缝隙，一股凉意从地下涌出。 当时有人猜测是日军遗留的军火库，但施工队长欧荣富察觉异常，立即叫停施工，保护了现场。 就是这一决定，让岭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汉代石室墓得以完好保存。 那年的广州城正在快速发展，而象岗山被规划为职工宿舍建设用地。 若不是施工队长欧荣富的警觉，这个震惊考古界的发现可能就毁于一旦。 当时盗墓盛行，但欧荣富坚持看守现场四天四夜，直到广州文化局接手。 他回忆说：“当时没人重视，派出所、公安局的人都来看过，但都没表态。”这种坚持与责任心，为后续考古发掘保留了宝贵的第一现场。 而当考古队队长黄淼章接到通知后，带着两名队员火速赶往现场。 之后通过缝隙将手电筒照入墓室时，映入眼帘的是彩绘壁画和堆叠的文物，顿时意识到这是一座高等级汉代墓葬。 当时广州地区正值建设高潮，许多古迹在施工中被毁。 而象岗山古墓的幸存，得益于施工人员的文物保护意识，也体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对历史文化遗产的逐渐重视。 当考古人员正式进入墓室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 只见前室四壁绘有朱、墨两色云纹图案，象征宫殿的厅堂。 东耳室堆放成套编钟、石编磬，还有青铜句鑃上刻“文帝九年乐府工造”铭文。 西耳室则堆满青铜礼器、玉石珍玩和医疗器具。 而最为珍贵的发现出现在主棺室。 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用丝缕穿系的玉衣，由2291块玉片组成，这是我国迄今所见年代最早、形制最完备的丝缕玉衣。 而且在玉衣胸部位置，一枚龙钮金印熠熠生辉，上面刻着“文帝行玺”四个篆字。 也是这枚金印最终确认了墓主身份：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史书中的赵胡，《史记》中记载的南越文王。 这个赵眜是南越国开创者赵佗的孙子。 但这位看似显赫的君王，其实一生都活在挣扎与无奈中。 当上皇帝没两年，闽越国发兵侵犯南越边境。 而作为汉朝藩属，赵眜没有擅自出兵，而是立即向汉武帝求助。 当时汉武帝派兵迅速平定叛乱后，却要求赵眜亲自入朝谢恩。 此时的赵眜陷入两难：去长安可能被扣留，不去则会得罪汉朝。 最终，他选择送太子婴齐去长安为人质，自己则称病不去。 就是这一决定，使得父子分离十余年。 而墓中出土的一把长达146厘米的铁剑，或许寄托着赵眜的复杂情感。 要知道当时汉朝严格限制铁器流入南越，但这把剑的工艺显示南越国已掌握成熟铸铁技术。 这或许赵眜通过铸剑来宣泄对汉朝的不满，又或许长剑象征着对远在长安的儿子的思念。 而且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一些带有明显异域风格的物品尤为引人注目。 一件波斯银盒造型独特，纹饰与中国传统器物迥异，专家鉴定为古波斯帝国时期的舶来品。 银盒内曾存放药丸，当考古人员打开时，还能闻到淡淡药香。 这表明早在两千多年前，广州已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进行贸易往来。 墓中还出土了非洲象牙、乳香等舶来品。 那陪葬的丝绸数量惊人，炭化堆积层厚达20-30厘米，估计整匹丝绸不下百匹。 而这些丝绸很可能用于交换海外珍品，也印证了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的悠久历史。 不仅如此赵眜墓的发现解开了一个谜团，却带来了更大悬念：第一代南越王赵佗的陵墓究竟在哪里？ 史书记载，赵佗下葬时出动了四支送葬队伍，使外人无法确定真墓所在。 之后在三国时期，孙权曾派5000精兵到广州寻找赵佗墓，半年之久只找到赵佗曾孙赵婴齐的墓，最终无功而返。 赵眜墓的发现表明，南越王陵墓可能分布在广州象岗一带。 但象岗已被现代建筑覆盖，中国大酒店的建立更增加了考古发掘的难度。 而赵佗墓的具体位置至今仍是个谜。 南越王墓的发现震惊全国，国务院迅速批示进行抢救性发掘。 政府最终决定停建宿舍，划出1.4万平方米土地建设博物馆。 1988年2月，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正式开放。 而施工队长欧荣富所在的公司当年仅得到一面锦旗和200元奖励，但他们的偶然发现让岭南文明的历史脉络变得清晰。 历史的转折往往就在不经意间产生，而这一次，镐头敲开的是通往两千年前文明的大门。 如今咱回望1983年那个炎热的下午，民工们的镐头不仅凿开了石板，更凿开了一段被尘封的历史。 南越王墓的发现，让我们看到了岭南文化在两千年前的繁荣景象，也让我们理解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刻内涵。 而当我们站在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前，或许会想起那位施工队长欧荣富。 正是他的责任感和文物保护意识，让这段沉睡两千年的历史得以重见天日，让我们能够一睹岭南古国的辉煌文明。 主要信源：（广州城区施工现场惊现无底洞,揭开千年前神秘王朝的面纱——网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