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商工部长：“中国加入WTO是全球贸易体系崩溃的根源，印度绝不允许中资继续‘吸血’！印度不欢迎来自中国的大规模投资。”WTO成立30年来，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从1995年的6.3万亿美元飙涨到2023年的31.3万亿美元，足足翻了五倍还多。 这组数字背后，是全球产业链的深度缠绕，也是各国在利益分配中的动态博弈。印度作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既想分享全球化红利，又对外部资本保持警惕——这种矛盾心态，在新德里街头商铺里那些印着“中国制造”标签的电子配件上，显得格外具体。 2020年后，印度以“数据安全”“产业保护”等名义收紧外资审查，中资企业首当其冲成为重点对象。 小米在安得拉邦的组装厂曾是当地明星项目，流水线上的螺丝、屏幕等零部件，带动了周边二十多家配套小厂；长城汽车则在古吉拉特邦圈下土地，蓝图上标注着能容纳五千工人的车间和研发中心。 然而，前者的555亿卢比资产在一次突击检查后被冻结，理由是“涉嫌非法汇款”；后者的建厂许可申请在盖完第37个公章时陷入停滞，负责项目的印度经理私下坦言“有些部门担心‘技术依赖’”。 并非所有外资都遭遇如此困境——那些与塔塔、信实等本土财团达成合作的欧美企业，往往能更快拿到通行证，这让人不得不思考：所谓的“保护”，边界究竟在哪里？ 更深层的逻辑或许藏在印度的政治经济结构里。本土垄断财团长期占据市场主导地位，中资企业带来的技术和成本优势，难免触动其既得利益；而选举政治中，“反华”议题又能快速凝聚选票——在这种双重驱动下，限制中资成了看似“两全”的选择。 只是代价往往由普通民众承担。中国手机品牌撤离后，印度市场上同配置机型价格平均上涨15%，德里大学的学生阿米尔算了笔账：现在买一部之前看中的手机，要多花相当于半个月伙食费的钱。 长城汽车搁置的投资计划里，原本包含为当地培训两千名技工的项目；那些因小米配件厂停工而失业的工人，正挤在劳务市场里等待下一个机会，只是招工牌上的薪资数字比去年低了不少。 全球贸易体系的修复需要务实合作，中国在WTO推动的《渔业补贴协定》正帮助发展中国家渔民获得更公平的竞争环境；而印度却在多边框架里频繁“踩刹车”，比如反对《贸易便利化协定》中关于简化清关流程的条款——这种选择，正在让它与全球产业链的核心圈越走越远。 当戈亚尔在议会里宣称“要把印度制造推向世界”时，他或许忘了：没有哪个国家能关起门来实现工业化。合作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施舍”，就像新德里街头那些中国制造的配件，既贴着“印度组装”的标签，也带着中国工厂的技术印记——谁又能说清，这究竟是谁在“成就”谁？ 这种既想享受低价商品，又不愿开放市场的心态，终究会在全球化的浪潮里碰壁。毕竟，产业链的形成从来不是一朝一夕，而信任的崩塌，往往只需要几个公章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