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年，上海知青戴建国不顾反对娶了一农村女子，谁知娶回家当晚，妻子冲过去一拳将他打得流鼻血，还撕了他的书稿，事后，岳母让他回到上海，哪料他却拒绝了岳母的好意。 1979年的北方农村，返城的绿皮火车汽笛声每天从村口掠过，戴建国的帆布行李早已打包好，程玉凤的碎花棉袄却总沾着草屑——土坯房的煤油灯在夜风里晃了晃，把两人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 新婚夜的变故并非偶然。程玉凤扑过来时，戴建国看见她手腕上还留着旧年捆柴草勒出的红痕，那些被揉碎的稿纸里，夹着半张褪色的粮票——那是1975年他去县城换煤油时留给她的。 岳母把上海寄来的返城证明拍在桌上，蓝墨水的公章在灯下泛着冷光：“你走，玉凤我来养。”戴建国却把证明折成纸船，放进盛着井水的粗瓷碗里，纸船晃晃悠悠漂到碗沿就停住了。 村里人都说他傻。同批知青大多带着城市户口和木箱走了，只有戴建国留了下来，白天在村小教孩子们写“爱”字，晚上用温水给程玉凤擦脸。她发病时会把课本撕成纸条，清醒时又会把纸条一张张粘回去，说“要教娃娃们认全”。 并非所有时代洪流下的个体都选择割裂。当戴建国在雪地里捡回程玉凤扔掉的棉鞋时，他想起七年前那个冬夜，她把自己的棉袄拆开，絮进他磨破的袖口——有些温度，一旦焐热了骨头，就再也冷不下来。 1979年国务院《关于知青问题的通知》让返城成了多数人的“标准答案”，戴建国的选择却像道错题。或许是那个雪夜程玉凤把唯一的热红薯塞给他时，他就明白了，有些承诺，比户口和城市更重。 程玉凤的病情时好时坏，有一次戴建国讲“麦浪”，她突然站起来指着窗外说“像海”。孩子们笑起来，她却坐下哭了，眼泪砸在课本上，洇开一个小小的湿痕。 多年后上海的公园里，戴建国牵着程玉凤慢慢走。她头发白了，脚步也慢了，却总爱指着玉兰树说“像麦垛”。戴建国想起1979年那个流血的夜晚，原来有些伤口，会在时光里开出另一种花——不是轰轰烈烈的红，是岁岁年年的白。 如果换作别人，在返城的火车鸣笛声里，会不会也选择留下？ 他不知道答案，只知道掌心的温度，三十七年来从未变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