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月9日，翁瑞午去世。陆小曼则因刚服过很多安眠药，为其送终时虽跌跌撞撞

1961年1月9日，翁瑞午去世。陆小曼则因刚服过很多安眠药，为其送终时虽跌跌撞撞的，却始终未流下一滴眼泪。 胡同里的风裹着寒意钻进窗缝时，街坊们都在议论，说陆小曼这回是真熬不过去了——她那时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常年靠鸦片和安眠药止痛，身边唯一能搭把手的翁瑞午，就躺在里屋的板床上，没了声息。 张大妈端着碗热粥推门进去时，正看见她坐在小马扎上，背对着门，手里的笔悬在半空。屋里没生炉子，寒气从砖缝里渗出来，她那件洗得发白的棉袄裹得紧紧的，指节却捏着支笔锋磨圆的狼毫，在一张泛黄的宣纸上顿着。 后来才知道，翁瑞午走后第三天，她就让收旧货的人把屋里的酸枝木圆桌、青花胆瓶都拉走了。那些曾被她嫌弃“俗气”的摆件，换回来的钱，没买止痛片，全堆在了胡同口的画材铺——一沓沓毛边纸，几管快干硬的颜料，还有一刀最便宜的墨条。 张大妈把粥碗往桌上搁，瓷碗磕在缺角的八仙桌上，发出闷响：“小曼啊，你这手都抖成这样了，画这些给谁看？”她没回头，声音轻得像飘着的柳絮：“不给谁看，给自己看。” 其实她十七岁跟着刘海粟学画时，笔锋里是带着江南水汽的。那会儿她穿月白旗袍，站在画室里调颜料，连指尖都沾着松烟墨的香。只是后来鸦片瘾缠上来，画笔被扔在抽屉最底层，蒙了层厚灰。翁瑞午总说：“你那笔别废了。”她那时疼得蜷在床上，只翻个身，没应声。 刚开始画时，手抖得握不住笔，颜料调得不是太稀就是太稠。有回画坏了三张纸，她突然把笔摔在地上，盯着满地纸屑发愣——腿上的旧疾又犯了，麻木感从膝盖爬上来，像无数蚂蚁在咬。可第二天破晓，窗纸刚泛白，她又蹲在地上捡笔，把摔裂的笔杆用棉线缠了缠，继续画。 画里的人总穿着旧式旗袍，眉眼淡淡的，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有人说像极了年轻时的她，她听了也不辩解，只把画稿往墙上贴——那里早贴满了，一层叠一层，像给斑驳的土墙裹了件花衣。冬天没煤烧，她就裹着棉袄坐在画桌前，一画就是一整天，手冻僵了就拢在嘴边哈气，睫毛上凝着白霜。 1965年清明刚过，她在画桌前咽了气。手里还攥着那支缠了棉线的笔，笔尖蘸着没干的墨，在宣纸上晕开一小团黑，像滴没落下的泪。 收拾东西时，枕头下压着一沓画稿，最上面那张画着三个模糊的人影，旁边铅笔字歪歪扭扭：“这世上的爱，原不止一种模样。” 胡同里的老人们后来总说，翁瑞午走时她没哭，怕是把眼泪都熬进墨里了。那些在寒夜里一笔一笔画出来的日子，哪里是画，分明是她拿碎了的自己，一片片粘起来的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