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开国女上校，是文艺界唯一的一位女上校，田华只是少校！ 1916年，山东莱阳的一户普通人家，迎来了一个女婴，父母给她取名初韫诚。谁也想不到，这个后来改名“胡朋”的姑娘，会在几十年后成为新中国文艺界里唯一的女上校。 1937年抗战爆发时，胡朋还是个刚毕业的高中生，却揣着满腔热血跑到上海，跟着演剧队走街串巷，用话剧唤醒国人的斗志。 莱阳那片土地，打小就浸着家国情怀。胡朋的父亲是个读过书的庄稼人，常给她讲岳飞抗金、戚继光抗倭的故事，那些“宁死不降”的话语，早就在她心里扎了根。1937年的山东，已经能听到日军侵华的炮火声，县城里的商铺关了大半，逃难的百姓拖家带口往南跑，有的老人舍不得家业，趴在自家土墙上哭着不肯走。胡朋亲眼看见邻居家的小伙子被日军抓去修炮楼，再也没回来，他母亲每天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眼睛哭成了红肿的核桃。这些画面像刀子一样割在她心上，刚拿到高中毕业证的姑娘，再也坐不住了。 她没跟父母商量，揣着攒下的三块银元，连夜搭了辆运货的马车赶往青岛，又从青岛坐船去了上海。那时候的上海，虽然还没完全沦陷，但租界外的街道早已人心惶惶。她要找的上海救亡演剧队，是当时无数爱国文艺工作者的聚集地，没有固定的排练场地，没有像样的道具，演员们白天躲着日军的巡查，晚上就借着路灯的光背台词。胡朋第一次登台，演的是一个失去亲人的农村妇女，她没学过表演，却凭着亲身经历的悲痛，把角色演得淋漓尽致。台下的百姓有的抹着眼泪，有的攥紧拳头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那种掌声不是喝彩，是积压在心底的呐喊。 演剧队的日子苦得超出想象。他们经常要徒步赶路，一天走几十里路，脚上磨起水泡，晚上就睡在老乡的柴房里，盖着满是补丁的棉被。粮食不够吃，就啃干硬的窝头，就着路边的井水咽下去。有一次在江苏乡下演出，突然遇到日军扫荡，他们抱着话剧道具往山里跑，胡朋的鞋跑丢了一只，光着脚在石子路上跑，脚底被划得鲜血直流，她却死死抱着写有台词的剧本，生怕弄丢了——那可是他们唤醒国人的“武器”。有人劝她，一个姑娘家，不如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她却红着眼眶反驳：“国难当头，哪有什么安全的地方？我们的话剧多打动一个人，抗日的力量就多一分！” 后来，演剧队辗转到了延安，胡朋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这里成了她革命文艺生涯的新起点。延安的条件同样艰苦，没有舞台，就用土坡搭个台子；没有灯光，就点起煤油灯；没有服装，就穿自己的粗布衣裳。但这里的氛围是炽热的，战士们、老乡们围坐在台下，聚精会神地看着话剧，有的战士看完后当场报名参军，有的老乡主动给演剧队送粮食、缝补衣服。胡朋在《白毛女》中饰演过喜儿的母亲，在《血泪仇》中演过受苦的农妇，她从不刻意模仿，而是把自己对百姓苦难的共情、对侵略者的憎恨，全融入到表演里。她的台词不华丽，却字字戳心，因为每一句都来自真实的历史场景，每一个表情都源于对苦难的深切体会。 新中国成立后，胡朋继续深耕革命文艺事业，她不仅演戏，还参与文艺创作和组织工作，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让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初心。1955年授衔时，她被授予上校军衔，成为文艺界唯一获此殊荣的女性。田华前辈同样是革命文艺的佼佼者，获得少校军衔已是极高荣誉，而胡朋能成为女上校，绝非偶然——她的军衔里，藏着抗战时期徒步千里的艰辛，藏着冒着炮火演出的勇气，藏着扎根基层、共情百姓的真诚。 很多人觉得文艺工作者远离战场，算不上“战士”，但胡朋用一生证明，文艺同样是抗日救国的重要战线。那些年，多少百姓因为一部话剧觉醒了爱国意识，多少战士因为一段剧情坚定了战斗信念？他们没有扛枪打仗，却用文字和表演点燃了国人的斗志，这种贡献，同样值得被永远铭记。如今回望那段历史，我们不仅要记住前线战士的浴血奋战，也不该忘记像胡朋这样的文艺工作者，他们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时代的责任，用文艺的力量凝聚了民族的精神。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