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抗战老兵徐永卿到上海出差，途中遇到了一个“熟人”，他脸色瞬间就变了，因为这个人是侵华日军的一员！当时徐永卿正在福州一家工厂担任副厂长，这次到上海水产学院出差本是平常工作，没想到会在人潮中撞见这个改变他命运的人。 十四年了，他本以为这个叛徒早就随着日本战败消失在历史洪流里，却没想到会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再次相遇。 徐永卿这辈子见过的生死场面不少，但那一刻手脚冰凉的感觉还是头一次。 这个人叫河下谷清，1943年在济南铁路局时，就是他披着“反战同盟”的外衣，骗取抗日志士信任后带着日军进行搜捕。 当时徐永卿因为临时外出送文件才侥幸逃脱，而其他同志却都倒在了血泊里，这件事成了他心里永远的伤疤。 本来想上前直接质问，但后来发现周围人来人往，这样做怕是会打草惊蛇。 1957年的上海正是建设热潮期，作为华东地区经济中心，每天都有大量像徐永卿这样的出差人员乘坐火车或轮船来到这里。 街头巷尾都是忙碌的景象，治安管理虽然严格，但面对庞大的人口流动，还是给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可乘之机。 徐永卿强压下内心的激动，悄悄跟了一段路，确认对方就是河下谷清后，立刻改变行程，决定先不处理工作上的事，必须把这个情况反映上去。 徐永卿想到了许世友将军，当年在山东抗日时，许世友是他的老领导，最痛恨这种背叛行为。 他当即乘车前往南京，希望能得到老领导的帮助。 许世友见到老部下突然来访有些意外，听完事情经过后，并没有直接打电话给上海方面，而是给徐永卿开了个身份证明，建议他通过正常渠道向上海市委反映。 这种处理方式看似麻烦，实际上是考虑到程序正义，避免因为个人关系影响案件侦查。 拿到身份证明的徐永卿立刻致信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详细说明了情况。 柯庆施收到信后高度重视，当即指示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成立专案组。 黄赤波是1932年参加革命的老公安，1949年后破获过不少重大案件，经验十分丰富。 他把专案组分成两组，一组去福州核实徐永卿的身份和历史情况，另一组则在上海查阅历史档案，寻找河下谷清的踪迹。 调查过程并不顺利，毕竟已经过去十多年，很多档案都不完整。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份关于济南铁路局汉奸的卷宗引起了注意，里面提到河下谷清当年有个浙江籍的舞女情人。 顺着这条线索，专案组排查了上海723名符合条件的浙江籍舞女，终于在一个旧货市场商贩樊纯方的帮助下有了突破。 樊纯方说有个叫“尤志远”的男人经常来市场卖东西，上海话说得不地道，口音很奇怪，而且总是鬼鬼祟祟的。 根据樊纯方提供的地址，专案组很快找到了“尤志远”的住处，经过徐永卿秘密辨认，确认这个人就是河下谷清。 抓捕行动很顺利，面对突然出现的公安人员，河下谷清没有过多反抗，似乎早就预料到这一天会到来。 审讯中，他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日本岛根县人深谷义治，是日本陆军中野学校培养的专业间谍，1940年潜入中国，任务是长期潜伏，收集政治经济情报。 深谷义治交代，日本战败后，他按照“遗留人员”计划留了下来，改名换姓隐居在上海。 1953年朝鲜停战后，他意识到所谓的“重返中国”计划已经不可能实现，内心充满绝望，开始长期失眠、酗酒。 他说这些年一直活在恐惧中，既怕被中国政府发现，又怕被日本情报部门灭口，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 如此看来，徐永卿的出现，对他而言或许反而是一种解脱。 1958年，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判处深谷义治无期徒刑，关押在著名的提篮桥监狱。 这座监狱曾关押过冈村宁次等战犯，对战犯管理有着丰富经验。 深谷义治在监狱中表现还算配合，1977年因为协助翻译日军历史档案有立功表现，获得提前释放。 而徐永卿在完成这次举报后，就回到福州继续工作，从未向人炫耀过这段经历，直到1980年代退休后撰写回忆录《烽火余生》时，才第一次公开提及此事。 深谷义治1977年回国后就彻底消失在公众视野中，1986年在东京病逝。 有资料显示，像他这样的日本潜伏人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并不少见，他们大多以商业或侨民身份为掩护，执行所谓的“休眠任务”。 《冷战初期中国隐蔽战线斗争史》中提到，这些“休眠间谍”是日本战败后“遗留人员”计划的一部分，反映了冷战初期复杂的国际情报斗争形势。 徐永卿在回忆录中写道，正义或许迟到，但不会缺席。 这句话既是对那段历史的总结，也是对所有坚守正义者的致敬。 从徐永卿的街头警觉到黄赤波的专业侦破，从深谷义治的伪装到最终伏法，这个案件折射出新中国巩固政权过程中隐蔽战线的斗争细节。 在国家安全面临新挑战的今天，这段往事依然提醒我们，维护国家安全需要每个人的警惕与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