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台湾共产党员林正亨被枪决，囚车正巧经过他家门前，他猛然站起大声喊：“保珠，快出来，我要上刑场了，保珠、保珠。” 囚车的铁栅栏哐当作响，街上尘土飞扬。林正亨的呼喊声像刀子一样划破早晨的寂静，邻居们紧闭门窗，只有几只麻雀惊起。保珠终究没有出现，或许她根本没听见，或许她听见了却不敢回应。那个年代的台湾，听见这种呼喊是危险的，连眼泪都可能成为罪证。 很多人不知道林正亨是谁。他是雾峰林家的后代，这个家族在台湾历史上赫赫有名。抗战时期他跑去大陆参军，身上留着日本人刺刀捅的伤疤；战后回到台湾，却因为信仰不同被自己人抓进牢房。你说讽刺不讽刺？对抗外敌时他是英雄，和平来了倒成了“匪谍”。那辆囚车经过的家门，他可能再也没能踏进去。 白色恐怖的阴云笼罩着小岛。1949年之后，国民党当局草木皆兵，怀疑像野草一样疯长。一个曾经为祖国流血的人，现在要为自己的理想流血。枪决名单越来越长，马场町的刑场泥土都被染成暗红色。林正亨不是第一个，也绝不是最后一个。 我常想，他喊“保珠”的时候到底在喊什么。是告别？是牵挂？还是想让妻子记住自己最后的样子？那两声呼唤里藏着太多没说完的话：孩子的未来、未尽的理想、来不及解释的信仰。可惜囚车不会停留，历史更不会倒转。 有人把这段往事拍成短片，演员演得撕心裂肺。但真正的绝望是演不出来的，那是知道自己即将消失在世界上的冰冷，是明知道家人在咫尺却永别的钝痛。现在的年轻人看着屏幕，可能只觉得是个老故事。他们不懂为什么有人愿意为主义送命，不懂为什么一句口号值得用命去换。 可我觉得，重点不在主义是什么，而在人能不能忠于自己的选择。林正亨选择了共产主义，就像别人选择三民主义、选择无政府主义。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信仰战场，输家付出生命代价，赢家书写历史。值得思考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我们是否还尊重那种“认定了就走到黑”的勇气。 台北六张犁的山坡上，乱葬岗慢慢被找了出来。这些年，人们挖出好多无名白骨，有些挂着锈蚀的脚镣。志愿者一点点核对名单，想给这些亡魂一个名字。林正亨还算幸运，至少有人记得他喊过“保珠”，记得他曾活生生地爱过、恨过、存在过。 那些沉默的才真叫人心疼。没有遗言，没有记载，像水消失在水中。他们的保珠可能等到头发花白，还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丈夫；他们的孩子可能被叫“匪谍之子”，在歧视里长大。一段历史如果只剩下数字，那是对死者最大的不敬。 走在今天的台北街头，咖啡馆亮着暖光，年轻人笑着自拍。林正亨的名字偶尔出现在某本禁书再版的序言里，字很小。历史就这样被折叠起来，轻轻塞进图书馆最冷的角落。但有些声音是关不住的，比如囚车经过时的呼喊，比如子弹穿过胸膛前的歌，比如那些没有寄出的家书上的泪渍。 我们纪念他们，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记住：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囚车经过家门前的时刻。选择沉默或呼喊，转头或直视，都需要代价。林正亨选择了最惨烈的那种，把自己活成了一枚钉在历史裂缝里的铆钉。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