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的时候，我跟老婆商量，准备清明祭祖那天，请族里的男女老幼去镇上的餐馆吃一顿。老婆听了没反对，只说这事得提前跟族长说一声，再把各家的人数统计好，不然餐馆那边不好留位置。我觉得她说得对，第二天一早就去了族长家。 年初天还冷着，堂屋的煤炉烧得正旺，我蹲在炉边烤手，跟老婆琢磨着清明祭祖的事。 “要不今年别各家自己弄了，”我搓着手说，“请族里老老少少去镇上馆子吃一顿，热闹。” 老婆没搭腔，手里正剥着年前晒的南瓜子，壳子在竹篮里堆成小山。 过了好一会儿，她把最后一瓣瓜子仁扔进碗里，“这事得跟族长说一声，”声音闷闷的，“还得挨家挨户问清楚人头数，馆子要提前订，不然清明那天挤不下。” 我觉得在理，第二天鸡刚叫头遍，揣了包年前留的好茶叶就往族长家走。 田埂上还有残雪没化，踩上去咯吱响，远处祖坟山的松柏影影绰绰，像蹲在那儿的老祖宗们。 族长家的木门虚掩着，我敲了三下，里头传来他咳嗽的声音——这老爷子开春就犯了支气管炎，说话总带着痰音。 “进来吧，门没锁。” 我推门进去，灶房飘来柴火味，族长正蹲在灶台前添柴，锅里咕嘟咕嘟煮着啥，热气在窗玻璃上凝成水珠。 “叔，起得早啊。”我把茶叶放在八仙桌上，桌角的搪瓷缸子缺了个口，里头的茶渍积得发黑。 族长直起腰，拿围裙擦着手，“啥事？”他没看我，眼睛盯着锅里翻腾的萝卜，“清明的事？” 我心里咯噔一下，“您咋知道？” 他咧嘴笑，露出半颗镶的金牙，“你爹活着时就好张罗，你随他。”说着掀开锅盖，白气扑了满脸，“萝卜炖骨头，你婶子说给你留了碗。” 我没接话，把请吃饭的事一五一十说了，说完心里有点打鼓——族里老人多，会不会嫌下馆子破了规矩？ 族长没立刻应声，从碗柜里摸出两个粗瓷碗，盛了萝卜汤，又从樟木箱底翻出个蓝布皮本子，边角都磨卷了。 “你看，”他翻到去年清明那页，“老三家两口，老四家带俩娃，加上你婶子娘家来的亲戚，一共三十二口。”字是用毛笔写的，歪歪扭扭却清楚。 “馆子定哪家？”他忽然问，舀了勺汤吹着，“东街那家‘聚福楼’？去年你堂哥嫁闺女，在那儿摆的酒，菜量足。” 我愣了，原以为他会说“老规矩得守”，没想到连馆子都替我想了。 “我这就去统计人数？” “不用，”族长摆摆手，“本子上记着呢，每年就添几个新出生的娃，走了的老人我也划掉了。”他指着本子上一个红圈，“你二伯去年冬天没了，今年就别算他了。” 我看着那红圈，心里有点发酸，去年祭祖时二伯还拉着我手说“明年多带瓶好酒”。 “钱咋算？”族长忽然问，眼睛亮了亮，“各家摊？还是你全出？” “我出，”我没多想，“一年就这一回，花不了多少。” 族长放下碗，筷子在桌上顿了顿，“别，”他声音沉下来，“各家男丁凑份子，女眷带点自家做的清明粿，孩子们跟大人走——老规矩，祭祖是全族的事，哪能让一家扛着？” 我忽然想起老婆昨天说的“提前跟族长说”，原来她早料到族长会这么安排。 从族长家出来时，太阳已经爬到竹竿顶上，田埂上的雪开始化了，湿了鞋尖。 回家跟老婆说这事，她正弯腰给煤炉换煤，火钳碰着炉壁当啷响。 “我就说族长会有章程，”她直起身，脸上沾了点黑灰，“你以为请吃饭是简单事？人多了坐不下，钱少了不够花，老的小的口味还不一样——得亏你去问了。” 我没说话，从口袋里掏出族长给的蓝布本子，翻到第一页，是二十年前的字迹，写着“清明祭祖，到会男丁十七人，女眷九人，孩童五人”。 本子的最后一页空着，族长说等今年吃完了，让我把新人数写上。 现在离清明还有一个月，我每天晚上都翻这本子，数着上面的名字，好像那些没见过的祖宗，都在纸页上看着我笑。 不知道到时候聚福楼的包厢够不够大，也不知道各家的清明粿会不会带多了——不过族长说了，人齐了，比啥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