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就有彩礼？彩礼的演化历史为何？ 中国人对彩礼的记忆，藏在泛黄的《仪礼》竹简里。三千年前的西周，黄河流域的农人嫁娶时，男方必须捧着大雁、布帛上门——这不是简单的见面礼，而是《士婚礼》中“纳征”的仪式。 大雁南飞北归不失其时，象征婚姻的庄重；布帛五匹暗含“五行”，寓意夫妻和合。没有这道程序，即便男女两情相悦，也会被斥为“钻穴逾墙”的苟合，连生的孩子都没资格祭祖。鲁国的孔子或许没想到，这套被称作“六礼”的规矩，竟埋下了中国彩礼文化的根。 到了汉朝，彩礼开始“变味”。东汉王符在《潜夫论》里记载，普通农家嫁女，“一飨之所费，破毕生之本业”，吃顿饭的工夫就花光一辈子积蓄。 这种夸张描述背后，是铁器普及带来的生产力提升，让财富积累成为可能。就连王莽娶儿媳，都要拿出黄金二万斤——相当于当时全国年赋税的六分之一。 但此时的彩礼仍带着仪式感，《白虎通义》规定，除了纳征的布帛，其余五礼都要执雁，取“飞成行、止成列”的长幼有序之意。长安城的媒婆们深谙此道，总爱念叨：“雁腿绑的不是绳子，是两家的体面。” 真正让彩礼成为“法律凭证”的，是唐朝。《唐律疏议》里写得清楚：“聘则为妻，奔是妾。”白居易笔下的富家千金，即便与情郎私订终身，只要没收过聘礼，终究是“不堪主祀”的妾室。 法律对彩礼的宽容令人意外：一尺布、半斗米也算数，但“巾帕之类”的日常杂物不行——必须庄重得让街坊邻居都知道：这门亲事定了。敦煌文书里的婚约残片印证了这点，男方写“奉上绢两匹，充聘财”，女方回“领讫，永为姻眷”，简简单单几个字，就是受官府保护的契约。 明朝的彩礼，成了婚姻的“定金”。《大明律》规定，女方悔婚要“倍追财礼”，双倍返还的条款让彩礼有了担保属性。 浙江某地的县志记载，嘉靖年间有户周姓人家，收了李家二十两聘银后想悔婚，结果被官府判罚四十两，还挨了八十大板。 这种“违约成本”让彩礼从礼仪变成了经济筹码，江南富庶之地开始攀比聘礼厚度，苏州的绸缎庄甚至推出“十里红妆”套餐，从金簪到马桶都刻着吉祥纹样，迎亲队伍能排半里地。 清朝的彩礼，最终走向世俗化。山东《冠县志》记录，清末农家下聘要抬“喜盒”，里面装着首饰、布帛、酒肉，还要用活鹅代替大雁——因为真雁难寻。 富庶的晋商家族更讲究，乔家大院的聘礼清单里，除了现银，还有“良田十亩”的地契。此时的彩礼，不再是周礼的雁帛，而是实实在在的“家底较量”。河北农村流传的歌谣唱道：“彩礼三担半，媳妇娶进门；彩礼少一升，媒人断六亲。” 转折点出现在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明令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彩礼从法律文书里消失了。但在黄土高原的窑洞里，太行山区的土炕上，老人们仍坚持“六礼不能废”。 六七十年代的“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八九十年代的“三金一银”（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银镯子），直到今天某些农村的“万紫千红一片绿”（五万张五元、一千张百元、若干五十元），彩礼始终在变，不变的是它承载的社会功能——从周礼的仪式担保，到明清的经济契约，再到当代的婚姻市场“硬通货”。 2023年，菏泽某村的调解员老杨算了笔账：当地彩礼均价18万，相当于农民六年纯收入。他抽屉里的调解记录写着：张家收了李家20万彩礼，闺女嫌男方木讷悔婚，结果两家为返钱打官司。 这让他想起爷爷讲的古：光绪年间，隔壁村的王老汉收了三斗小米当聘礼，后来闺女病逝，他执意把小米送还——“老辈人说，彩礼是信物，不是买人钱。” 从西周到今天，彩礼走过的三千年，何尝不是中国人对婚姻的认知史？当周礼的雁帛变成微信里的转账，当“纳征”的仪式变成银行的存单，不变的或许是那句老话：“彩礼轻重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得起这门亲事。”只是在房价飙升的今天，这份“看得起”，越来越多压在了点钞机的声响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