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被永久开除党籍的国歌词作者田汉，在狱中结束了70载的生命，过了7年，他的妻子才得知，大家都说他走得冤，妻子却说：“他有福气啊。”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每次国歌响起，每个中国人都会跟着哼唱，可很少有人知道，写下这句歌词的田汉，人生结局藏着怎样的唏嘘。 田汉这辈子，活成了他笔下最跌宕的剧本。1916年他赴日留学，在东京的出租屋里啃着冷饭团写剧本，《咖啡店之一夜》里那个在暗夜中哭着说“我要活”的女招待，藏着他对底层人的疼惜；1927年他在上海创办南国社，舞台搭在破旧的仓库里，演员们穿着打补丁的戏服，台下挤着拉黄包车的、卖报的，他站在幕布后说：“文艺不是有钱人的玩意儿，是给老百姓喊冤、给民族喊魂的。”1935年聂耳抱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找他时，他正发着高烧，却撑着身子趴在桌角，把“亡国奴的苦”“中国人的刚”揉进每一个字里——“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写完最后一笔，他把笔一摔，眼泪砸在稿纸上，说“这不是歌，是咱中国人的命”。 那时的田汉，是文坛的“顶梁柱”，走到哪都有人围上来递本子求指点，可他最爱蹲在北平的戏园子里，和老生演员一起啃酱肘子，听戏班子里的孩子唱《打渔杀家》，说“民间的嗓子，才是最亮的”。他给京剧演员写剧本，给流浪艺人改唱词，连街头卖唱的瞎子阿炳，都受过他的接济——阿炳后来拉的《二泉映月》，田汉是第一个记下曲谱的人。谁也没料到，这样一个把“人民”刻在骨血里的人，会栽在一场风暴里。 1966年的夏天，红卫兵砸开了他家的门，他写的剧本被堆在院子里烧，火苗舔着纸页，他扑过去抢，被人一把推倒在地上，眼镜碎了，手指被烫出泡，却还抱着半本《关汉卿》喊“这是写老百姓的啊”。之后他被关进不见光的牢房，曾经握笔的手戴上了手铐，审讯员拍着桌子逼他认“罪”，他梗着脖子说“我写的每一个字，都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国家”。牙齿掉了，他就抿着嘴硬扛；身体垮了，他就靠着墙哼《义勇军进行曲》——同监的人说，每天夜里，都能听见他沙哑的声音在唱“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968年12月10日，他在狱中咽了气，身边只有一个缺了口的搪瓷碗，连件完整的衣服都没有。消息被死死捂住，他的妻子安娥——那个写过《渔光曲》的才女，这些年揣着他的照片四处打听，从北京到天津，从机关到劳改场，鞋跟磨平了，嗓子喊哑了，得到的只有“不知道”。1975年，一位老战友偷偷塞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只有“田汉已于1968年辞世”几个字，她攥着纸条坐在椅子上，坐了整整一夜，窗外的雪落了一地，她的头发，也在那天白了大半。 朋友们都挤在她家，红着眼说“田汉太冤了”，安娥却忽然笑了，眼角挂着泪说“他有福气啊”。众人愣了，她摸着桌上田汉的旧砚台，说：“他总怕自己的歌被忘了，总怕老百姓不记得‘要站着活’——你看现在，孩子们在课堂里唱国歌，工人在工厂里唱，连边防的兵娃子，都对着国旗唱。他写的词，成了咱中国的魂，这不是福气是什么？”她顿了顿，声音轻得像雪：“他走的时候，心里装的是‘前进’，不是委屈。比起那些活着却忘了自己是谁的人，他干净地走了，这才是最大的福气。” 1979年田汉平反那天，天安门广场的国歌响得格外亮。安娥捧着他的骨灰盒，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轻轻哼着《义勇军进行曲》，风把她的白发吹起来，她笑着说“汉儿，你听，你的歌，活了”。如今我们唱国歌时，总会下意识地挺胸抬头——那不仅是旋律，是田汉趴在桌角写稿的背影，是他在牢里哼歌的沙哑嗓子，是一个文人把“家国”刻进血脉的样子。 有人说田汉冤，冤在一生赤诚却落得凄凉；可安娥说他有福气，福在他的魂，和一个民族的魂，永远绑在了一起。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