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慈禧为躲避八国联军，叫内务府太监买100只皮箱，太监答：“要6000两”，折算下来约需120万人民币。 这笔钱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寻常百姓家一年开销不过几十两，100只皮箱的花费够一个中等家庭活上百年。 换作是谁都会觉得不对劲，但在清末的宫廷里，这似乎成了见怪不怪的常态。 闫敬铭当时是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听说这事气得拍了桌子。 本来想亲自去市场问问价，却发现京城所有皮箱店都挂起了歇业的牌子。 后来才知道，这些店家早就被内务府打过招呼，谁敢说实话就别想在京城混了。 无奈之下，他派人去天津采办，结果派去的人连同银子一起没了踪影，十有八九是被内务府的人截胡了。 慈禧知道后没责备内务府，反倒怪闫敬铭办事不力。 “连这点小事都办不成”，这句话听着像句牢骚，实际上暴露了更深层的问题。 在她眼里，内务府是自家人，官员们不过是打工的。 这种亲疏有别的态度，让内务府的胆子越来越大。 就拿光绪大婚来说，账面上花了550万两，实际用到实处的能有三成就算不错了。 要说这内务府的权力结构，确实畸形得很。 一个为皇家服务的机构，光职官就有三千多人，比管理全国财政的户部还多十倍。 他们管着皇家的钱袋子、采买、工程，几乎无所不包，而且直接对皇帝负责，完全不受官僚体系的制约。 这种独立王国式的运作模式，想不滋生腐败都难。 采办东西时“十成报三成”是公开的秘密，皮箱事件里6000两的报价，实际成本可能连六百两都不到。 工程建设更是黑洞，颐和园重修挪用海军军费260万两，这些钱到底花在哪了，谁也说不清楚。 道光皇帝一件龙袍补丁报销3000两，这哪是打补丁，分明是在抢钱。 有人可能会问，就没人管管吗？还真没有。 张之洞当年弹劾内务府，结果被贬到地方。 御史们想说话，又怕丢了乌纱帽。 皇帝身边的太监早就和内务府绑在了一起，所谓的监察机制，到这儿基本成了摆设。 户部想查账？门儿都没有，内务府的账本根本不让外人碰。 如此看来，清朝的财政早就被蛀空了。 皇家花钱大手大脚，国家财政却捉襟见肘。 甲午战争时海军军费被挪用，导致舰队装备落后，这跟内务府脱不了干系。 老百姓赋税越来越重，日子过不下去，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也就不奇怪了。 本来想通过洋务运动强国，可有限的资金大多填了内务府的窟窿，江南制造局想买新设备都没钱。 从1900年的皮箱事件到1911年辛亥革命，不过短短十一年。 这十一年里，内务府的腐败就像癌细胞一样扩散，掏空了清朝的根基。 并非明智之举的是，统治者始终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在纵容这种制度性的腐败。 当武昌城头的枪声响起时，这个曾经的天朝上国，早已没了抵抗的力气。 毫无疑问，一个王朝的覆灭往往不是突然崩塌，而是长期积累的矛盾总爆发。 内务府的腐败只是表象，深层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 这件事过去一百多年了，但其中的教训至今仍值得深思。 任何时候，权力失去约束，都会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这或许是我们从这段历史中能得到的最深刻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