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陈永贵回到昔阳主持召开会议，在会上说：“替毛主席说话的人是多的，分量也是重的。” 一九七九年，昔阳县的会场里人坐得满满。 陈永贵在台上，说出那句后来被记住的话：“替毛主席说话的人是多的，分量也是重的。”语气不重，意思不轻，听得懂的人都明白，他是在替那段岁月讲句公道话，也在给大寨和自己找个站得住的说法：这面旗还得扛，只是往后怎么扛，要看脚下的路。 解放前的大寨，是昔阳县角落里的穷山村，七沟八梁一面坡，风一刮，土顺沟往下跑。 村里老人一提旧日子，总爱先叹一口气，再念“三穷五多”：人穷，地穷，村子穷；当长工打短工的多，负债欠账的多，讨吃要饭的多，咬牙卖儿卖女的多，想不开寻死上吊的也多。 几句顺口溜，把那时的窘相捏得真切。 新中国成立以后，村里党支部把眼睛先盯在地上。 家伙什不多，一双手、两个肩膀，一把撅头、两个箩筐，人往坡上一站，就是一台“土机器”。 陈永贵领着全村，白日黑夜往山上跑，把河沟一点点垫高，把陡坡一层层削平，把七沟八梁一面坡改成一块块梯田。 十多年下来，大寨有了稳产高产田，亩产能上千斤，口粮不愁，每年还能往国家交二十万斤粮食，在周边村子眼里，这就是硬本事。 一九六三年，暴雨连着几天砸下。 山流冲下来，地冲塌，房倒，窑洞塌，十年心血眼看要被水卷干净。上级很快派人带着钱、粮、物进村安慰。 大寨人连着几晚开会，最后咬牙做了个外人听着有点“轴”的决定：不收。 党支部一班人领着大家再上山，重新量坡、打埂、垒墙、修地，用了一年时间，一个新大寨又立在梁上，“战天斗地”四个字从此扣在村名上。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大寨一下从县里蹿到全国。 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等一百二十多位老一辈领导人前后到村里看，通往大寨的公路两侧竖满标语牌，毛主席语录写得红火。 后来四五十岁那拨人，只要车一开上那条路，瞟一眼这些字，就能把六七十年代的场景翻出来。 陈永贵从大寨党支部书记走到国务院副总理，可有空还往村里跑，跟社员一块下地干。一九八六年去世前，他早早开口：人走了也得葬在大寨，守着这片地。 时间拨到九十年代，大寨碰到的新难题，叫“发展”。 传统种地那一套，已经托不起全村人的日子，自然条件摆在那儿，坡还是那几个坡，水也就那点水，光盯着粮食产量，钱袋子鼓不起来。 村里做了学习和调研，慢慢认定：得调产业、改体制。 新一届班子里，郭凤莲顶在前面，一九九二年，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挂牌，村里开始引项目、引人才、引资金，不再只守着几亩田看天色。 厂子一间接一间建起来：水泥公司、酒业公司、制衣公司、食品厂、煤矿企业，名字普通，大寨人的身份变了，有的成了工人，有的成了股民。大寨核桃露就在这阵折腾里冒出来，瓶子上印着“大寨”两个字，从地方小饮料做成全国认得的牌子。再听人提“农业学大寨”，已经很难只当作一句政治口号。 山上也被重新打量，大寨人认准一条：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 山上大规模植树造林，退耕还林，把不少坡地从粮田退成树林。顺着山势建起森林公园，游步道贴着当年的梯田线盘上去。知青林、军民池、周恩来休息厅、郭沫若诗碑、孙谦纪念地，被一条条小路串在一起，成了“边走边讲”的路线。借着“大寨”这个老牌子，村里把旅游业做起来，国内外游客一拨一拨往山里钻。 展览馆里，两面墙对着看，一面写着过去的“三穷五多”，一面写着今天的“三有三不”。小有教，娃上学不为学费发愁；老有靠，养老保险托住晚年；考有奖，谁家孩子考上大学、大专、中专，村集体拿出真金白银发奖学金。 吃水不用吊，自来水早进了院；运输不用挑，汽车、拖拉机常在村口叫着响；看病不用跑，村办医疗保健主动上门。 把这些和当年的“当长工、打短工、卖儿、上吊”放在一起，对比已经很明显。 村里的样子，也和老照片里的印象差出一大截。窑洞还在，不过排得顺溜，旁边多出一排排错落的别墅楼，街道整洁，学校楼层高，教室里电器设备齐全，不少院子里停着小汽车。村外望出去，庄稼是一片规整的绿，山上林子郁郁葱葱，池水闪着光，村办企业的院子里机器声一阵接一阵。沿着林间山路往虎头山走，人造山林把山包得严严实实，很难再从肉眼里寻出当年梯田的折痕。 外地来的基层党员，常挑着“七一”前后来大寨学习，从山路走到展览馆，再走到知青林、军民池，最后在陈永贵墓前站一会。 眼前是一座已经实现“三有三不”的新大寨，耳边听到的，是过去“三穷五多”的旧故事。 很多人心里都会琢磨：这么一个当年穷到卖儿的山村，怎么一步步走到全国皆知，又怎么在九十年代之后，从政治样板拐到了经济发展这条路上，还把生态这张牌打得有声有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