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天平天国日益做大的局势，咸丰皇帝让文武大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祁隽藻在这种情况下就提出了可以举外债。咸丰皇帝一脸惊讶的问是否是向洋夷举债，祁隽藻回答是，此言一出，所有人都惊讶的看着他。 咸丰三年，太平天国起事已经闹了两年多，从广西一路打到南京，改名叫天京，北伐军甚至逼近天津，直隶总督都吓得要跑路，北京城里人心惶惶。清廷的户部银库本来就因为道光末年的亏空案和鸦片战争赔款空得差不多了，这时候打仗花钱像流水一样，八旗绿营到处吃败仗，军饷发不出去，兵都快散了。咸丰皇帝急得不行，就下旨让军机处、六部、九卿、王公们都来养心殿议事，说这次谁有主意尽管说，别藏着掖着，筹军饽饽要紧。 祁隽藻那时候是体仁阁大学士，又是军机大臣，资历老，汉臣里头份量重。他平时以理学大儒自居，守旧得很，但这回看国库实在撑不住了，就站出来说，现在捐纳、卖官、加厘金这些老办法都榨不出多少银子了，不如向外国借点钱先顶着打仗。咸瘪皇帝一听就愣了，直接问是不是向那些“洋夷”借。祁隽藻点头说是。满殿的人一下子就炸锅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觉得这事儿太离谱了。 郑亲王端华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他是满洲贵族，肃顺一党里头很硬气的，说洋人狼子野心谁不知道，第一次鸦片战争刚打完没几年，英吉利先逼着开了五口通商，后来法国、美国都跟上来，一个个都盯着中国这块肥肉。要是借他们的钱，就等于把脖子伸过去给人砍，到时候他们肯定狮子大开口，再要更多口岸，再要内地通商，甚至要割地赔款，那大清的脸往哪儿搁？国家主权就彻底没了。端华这话说得在理，满殿的满洲王公基本都点头，汉大臣里头也有一大半觉得不能这么干，天朝上国怎么能低头跟夷人借钱，这传出去成什么体统。 祁隽藻没退缩，他接着说，现在不是讲面子的时候，没米没面打不了仗，没银子兵都跑光了，太平军天天往前拱，再不拿非常办法，国家就真完了。借钱可以定利息、定年限，先把眼前的仗打赢了再说。这话听着有道理，但朝堂上保守势力太大，满人特别怕汉人借洋人势力坐大，更怕开了这个头，以后什么事都得看洋人脸色。结果这个提议就被否了，咸丰皇帝也没敢采纳。 清廷最后还是走老路，继续加捐输、卖虚衔、铸当十大钱、发宝钞、宝钞又不值钱，民间叫“咸丰大钱”，拿去买东西人家都不认，通货膨胀闹得更凶。后来又准许各地办厘金，就是过路货物抽税，这倒是成了清末一大财源，但一开始抽得乱七八糟，地方官吏借机中饱私囊，商人苦不堪言。军饷还是紧巴巴的，只能靠各地自己想办法。 这个提议没过，但也反映出大清那时候已经山穷水尽了。祁隽藻这个人其实挺复杂的，他是理学名臣，门生一大堆，曾国藩、李鸿藻、翁同龢都算他半个学生，平时最讲气节，最恨洋人卖鸦片，可国事到这份上，他也知道光守旧不行，得有点变通。可惜朝廷里反对的声音太大，满汉矛盾也掺和进来了，满洲贵族觉得汉大臣借洋债就是想借洋人翻身压他们。 后来太平天国还是靠湘军、淮军这些地方团练慢慢打回去的，曾国藩办湘军就是咸丰三年开始的，靠厘金和地方捐输养兵，一步步把太平军耗死。祁隽藻呢，对曾国藩一直防着，曾国藩打下武汉想署湖北巡抚，他马上上奏说一个在籍侍郎一呼万人从，不是国家之福，咸丰皇帝就把实缺收回了，只给个虚衔。可见他虽然敢提借洋债，但骨子里还是怕汉人势力太大，怕地方不听中央。 再往后，第二次鸦片战争打起来，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咸丰跑热河，祁隽藻留京办善后，恭亲王奕訢跟洋人签条约，开更多口岸，赔更多款子，那时候借洋债的事儿就没人再提了，因为直接被打趴下了。辛亥前清廷才开始大规模借外国债办新政、办铁路、办海军，但那已经是五十多年后的事了，早借早还，早点练新军，说不定还能多撑几年。 说白了，咸丰三年那一幕，就是大清从传统老路走到尽头的缩影。祁隽藻敢说这话，已经算胆子大的了，但朝廷上下还是过不了那道坎，结果就是继续拖，拖到彻底崩盘。历史就是这么回事，一步错，步步错，面子要了，里子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