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生经历了4段婚姻，晚年感叹：她是对我最好的女人 熟悉的人听得出来，这一句，多半是落在贺子珍身上。 他走的那年，消息从北京传到上海。 那天屋里很静，窗外有点风，贺子珍坐在床边，身子已有些佝偻，手里握着一只旧搪瓷缸。话刚说完，缸底在桌上一磕，闷闷一声，她喉咙一紧，眼圈一下子红了，却没出声，只是呆呆看着前方。旁人后来讲，那股压在心里的痛，比跪地痛哭还沉。 两个人早就分开多年，一个在北京日夜忙国事，一个在上海同药水、针头和小屋打交道。 外界只记得，他身边后来有了新的夫人，这段婚姻在书页里退到角落。 可她心里，井冈山的山风、长征路上的石子、延安窑洞里的灯，都还像旧照片一样，一张张摆着。 时间往前推回到延安，那几年，黄土坡上多了不少洋面孔，各国记者扛着机器往窑洞里挤。 一次来了个记者团，里头有个年轻的外国女记者，笑声很亮，坐在毛主席对面问话，说话时不太顾忌“男女有别”，手势又大又快。 贺子珍站在一旁，看着心里发紧。 她是从井冈山打上来的，山里出身，文化不高，习惯的是枪声和山路。 到了延安，身边多了不少有学问的女同志，说理论、写文章都很利落，再加上这么一个洋女人，自信得很，她心里那点自卑和酸意就冒了头。 采访一散，人刚走开，她当场把那位女记者拦住，几句没说拢，火先上来了，抬手就打。 窑洞口一下乱作一团，工作人员赶着去拉人，外宾愣在原地。毛主席知道后脸沉下来，当着面严厉批评，说她给延安抹了黑。 她一向要强，被这么一顿说，脸上挂不住，心里又委屈又难堪，觉得自己跟着出生入死多年，到头来成了“惹事的”。 回到窑洞，两人吵了起来，这些年压在心里的不痛快，一股脑翻出来。以往吵完还能慢慢和好，这次火越烧越旺，她一狠心，收拾行李，说要走，先去西安，再去苏联看病。 毛主席接连打去几封电报，语气一次比一次软，劝她留下，劝她回头。 她认死理，一步不停。 从这一回起，一个留在延安，一个坐上开往远方的列车，这段感情就这样被拉长、拉细，再难接回原样。 到了苏联，她名义上是病人，实打实却是一家之主。 毛岸英、毛岸青都交她照顾，还有女儿李敏，吃穿用度、看病上学，全靠她操心。外人远远看，觉得她是“主席夫人”，体面，她自己心里明白，天天围着锅碗和孩子转，常常一抬头就到深夜。 离开延安时，她已经怀孕。 人在异国，孩子很快出生，又因为生病早早离世。毛主席没见过这个小孩，也没来得及起名。这件事成了她心里一块硬结，偶尔被人碰到，她话一停，整个人一起沉下去。 一九四七年八月，战火还在，她带着岸青、李敏，从黑龙江一带往回走。风刮在脸上发疼，几件旧棉衣裹得紧紧的，心里总还是在盘算，离那个人，是不是又近了一些。 等组织正式安排下来，才明白事不由人。 那时候出于各种考虑，她不能直接去北京，只能先在哈尔滨住一阵，再被送到上海疗养。地图上，北京和上海一条铁路线就连起来了，现实里，两头像隔着一道门。这边是病房、药水味和冷清弄堂，那边是会见、文件和彻夜不灭的灯。 父母之间那条线断得利落，女儿李敏夹在中间，一趟趟传话。 几句“他让我问好”，几句“你要保重身体”，都写在薄薄的信纸上。信来信去，字不多，语气不硬，谁都没说出“就到这儿”的话。贺子珍在信里提过，当年在延安脾气上头，说走就走，走得太狠，如今想回头，也找不到路了。 再往前翻，还得回到井冈山。 一九二七年秋，毛主席带着起义队伍上山，下面的路已经被堵死，只能进山找出路。王佐、袁文才在井冈山有自己的力量，几路人马在山间碰头，坐在篱笆院里说今后怎么打。 袁文才给他一个个介绍战士。院子不大，人站得很挤，中间有个年轻女子，背着枪，个子不高，眼神很直。 袁文才说，这是江西来的贺子珍，是井冈山第一个女党员，打起仗来一点不输男的。 那会儿毛主席脚上有伤，住在茅坪养脚。茅坪河绕村而过，他闲下来就沿着河边慢慢走。袁文才家就在河边，门口放着一张板凳。贺子珍因病暂住在他们家，白天常搬着凳子出来，端着茶缸晒太阳。 一个沿河走，一个在门口坐，见面的次数多了，话就多了。战事、粮食、伤员，都聊；他顺带问她伤好得怎么样，她语气一贯干脆，说还能打，不碍事。井冈山那点苦，大家心里有数，她一个姑娘肯冲在前头，又硬咬着撑下来，这一点，他记牢了。 不久两人在山里成了家。 可晚年那句“她是对我最好的女人”，还是被人记住了。贺子珍有光，也有刺，能提枪上阵，也会在窑洞口发脾气，会一根筋远走，也会在异国夜里抱着孩子掉泪。 她把自己好的一面、糙的一面，全压在这段感情上。 大概也正因为这样，这句“最好”才显得重。 说的不是谁最体面，谁最安分，而是谁在最难的时候，一直咬着牙跟着，没有撒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