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秦德君拖着沉重行李踏上开往成都的列车，未留下只言片语。她没有告诉茅盾，孩子没了，感情也结束了。 她第一次怀孕，彼时茅盾在上海编书办刊，秦德君是他在女校讲课时的学生。课上课下，两人常讨论文学、革命、时局。思想接近，情感自然滋生。那年他32岁，她才23岁。 不久，她怀孕。他说：“现在时机不对，打掉吧。等我攒够2000元离婚费，就娶你。” 她信了，流掉了孩子。 1929年，茅盾被派往德国参加文艺交流，临行前，他再度与她同居。不久，第二次怀孕。他还是那句话：“打掉吧，四年后我一定给你一个家。” 她又答应了。 但四年没有到，秦德君渐渐发现，那句“等我攒够2000元”，只是一道遥远的口头支票。茅盾的信越来越少，见面越来越难。他依然住在家中，妻儿尚在，母亲态度坚决。他每次面对她，只重复一句：“再等等。” 1931年底，她第三次怀孕。她没再说一句话，自己去了解决。之后，她不再提及婚姻，也不再等待。 第二年，她向朋友告别，辞去上海的教职，独自一人回到西南。 此后，她从未与茅盾通信。几十年过去，世人只记得她曾是茅盾的一段情感，但不知她晚年淡泊独居，未婚未育，在成都高校任教直到退休。 茅盾则在之后的岁月里继续从事文学创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文化部长，成为文化界重要人物。那段过往，他始终未曾主动提起。 这段感情的起点要追溯更早。茅盾早年出身江南书香世家，少年成名，母亲自作主张为他定下婚约。对方孔德沚出身普通，未曾受教。他虽不愿成亲，但在母命下还是成婚，育有一子一女。 但婚后并无情感基础。1920年代，茅盾加入左翼文化运动，长居上海与全国各地，夫妻多年聚少离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遇见了思想先进、言语投契的秦德君。 秦德君原籍湖南，家境殷实，自幼接受新式教育，是当时为数不多具备俄文、英文基础的高材生。在女校任教时便被派往全国参与新文化推广，颇有才名。与茅盾相识后，逐步卷入其文学社交圈，在文坛小有名气。 两人结合既是感情吸引，也有共同志向。但在那个时代，一段婚姻不仅是个人选择，更牵动家族、名声、伦理与现实。 茅盾确实挣扎过。他考虑过离婚，但母亲态度强硬，加上当时经济困难，稿费拖欠，舆论压力巨大，他始终未能兑现承诺。长此以往，感情消耗殆尽。 秦德君离开后，他继续担任文艺界领导职务，再未公开谈起这段往事。直到晚年，他在日记中写下：“当年有愧，终生难忘。” 而她，在成都任教三十余年，过得简单平静。每年冬天她会重读一次茅盾的旧作，但从未主动联系，也未再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