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因为7团团长放松警戒，给了日寇斋藤旅团可乘之机。日寇大军来袭，将7团彻底击溃，在城中烧杀淫掠。3师师长听闻噩耗，率部对日寇发起猛攻，压制住日寇火力，没想到上峰竟严命“停止开火”。 故事得从1928年的春天说起。那时候，蒋介石的北伐军势如破竹，一路打到了山东。只要拿下山东，越过济南，兵锋直指北京，北洋政府就得垮台，中国名义上就统一了。 大伙儿都挺高兴，觉得胜利在望。但济南城里，蹲着一个谁也不敢惹的“爹”——日本人。 日本人早就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派了第六师团赖在济南不走。带头的叫福田彦三郎。他们的态度很明确：北伐军，你们打你们的，别来惹我。 蒋介石当时的想法很简单：绕着走。他的首要目标是统一全国，不是跟日本提前开战。所以他给前线部队下了死命令：严守纪律，绝对不许跟日本人发生冲突。 这份命令，层层下达到了先头部队——贺耀组的第40军。而这第40军的第3师，下辖的第7团，就是第一个踩进雷区的。 5月3日，北伐军入城。济南城里老百姓一看自己人的军队来了，那叫一个锣鼓喧天。 问题是，北伐军高兴，日本人不高兴。 尤其是日本第六师团里的第11旅团，旅团长是斋藤，还有那个46联队的联队长斎藤瀏，这帮人早就憋着要搞事了。 就在北伐军入城，全城气氛微妙的时候，标题里说的“放松警戒”发生了。 这个“放松警戒”怎么理解？咱得说句公道话。一方面，第7团团长邓宗汉，可能确实低估了日军的野蛮程度，以为日军会“保持中立”。另一方面，他头上顶着蒋介石“绝不许冲突”的死命令，这手脚是捆死的。你让他怎么“警戒”？难道主动构筑工事对准日军吗？那不就成“挑衅”了吗？ 所以，第7团的状态，是一种“既要入城、又不敢设防”的尴尬局面。 就在这种诡异的“和平”下，日军斋藤旅团的士兵开始行动了。 他们先是抢劫了中国商铺，第7团的士兵上去制止。两边一言不合，话不投机，日军当场就开了枪。 斋藤旅团等的就是这个借口。他们根本没想过谈判，福田彦三郎立刻下令，日军全线出动，对北伐军发起了猛攻。 第7团首当其冲。他们本来就是奉命“和平入城”的，压根没准备打一场硬仗。日军的重炮和机枪一响，7团瞬间就被打散了，阵地被突破，全线溃败。 日军冲进城里，干的第一件事，不是占领军事要地，而是屠杀和淫掠。 最惨绝人寰的，是他们冲进了“山东交涉署”。 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官蔡公时，正在那里准备跟日本人“交涉”。日军冲进去，二话不说，先把卫兵缴械。蔡公时义正辞严，用日语抗议，说这里是外交机构，受国际法保护。 日本人是怎么回答的？ 他们残忍地割掉了蔡公时的耳朵和鼻子，挖出了他的眼睛，最后把他和署内17名职员全部枪杀，尸体烧毁。 噩耗传到了第3师师长鲍刚的耳朵里。 自己的士兵被杀，外交官被虐杀，城中百姓在哀嚎。鲍刚和他的第3师官兵们眼睛都红了。 什么“不得冲突”的命令，在血海深仇面前，都成了废纸。 “给老子打！” 第3师的士兵们，还有其他被日军攻击的北伐军部队，自发组织起了反击。他们没有重炮，就在街头巷尾打巷战。他们用集束手榴弹去炸日军的装甲车，用血肉之躯去堵日军的机枪口。 在几个关键的街口，3师的猛攻硬是把日寇的火力给压了回去，夺回了几片阵地。 士兵们刚打出一点血性，刚觉得能给蔡公时和死难同胞报点仇的时候，那个要命的电话来了。 打电话的，是“上峰”——蒋介石。 命令的内容冰冷而绝望：“立即停止开火，全部撤出济南。” 前线的官兵想不通。第3师师长鲍刚也想不通。敌人正在屠城，我们刚占上风，你让我们撤？ 在蒋介石的战略大棋盘上，济南，是一个“卒”。他当时的核心利益，是“北伐统一”。 他怕了。他怕斋藤旅团的行动，是日本政府的授意，是想把他拖入一场全面的中日战争。如果开战，北伐必定失败，刚有点统一苗头的中国，会再次四分五裂。 所以，他选择“忍”。 他天真地以为，只要我退了，我服软了，日本人拿到好处，就会收手，就会放他过去。 于是，最屈辱的一幕上演了。 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寇在城里继续放火，听着城里的惨叫，然后奉命撤退。 他们绕开了济南城，继续北上了。 蒋介石的战略选择，从“统一全国”这个大局看，似乎“情有可原”。但从人性看，这是彻头彻尾的溃败。 他用外交官的尊严、数千军民的性命，去赌一个“日本人会信守承诺”的虚幻可能。 结果呢？ 日军看北伐军撤了，非但没收手，反而更加猖狂。他们占领济南长达一年，把这座古城变成了地狱。 而蒋介石的“忍让”，也只换来了日本人九年后的“七七事变”。 五三惨案，用蔡公时的鲜血告诉了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面对豺狼，妥协和忍让，换不来和平。你越是“停止开火”，它越是得寸进尺。 那道“停止开火”的电令，是那个时代中国最深的一道伤疤。它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尊严，只能靠自己打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