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鲁迅在大婚之夜，从洞房跑了出来，一个人在书房通宵看书，留下新娘苦苦等待。此后的20多年，为了压制生理需求，鲁迅埋头工作，甚至在下雪的冬天，只穿一件薄薄的裤子。 这桩婚事，鲁迅打心底里是拒绝的。他还在日本的时候，就给家里写信，提了两个在当时看来很“出格”的要求：一是让女方放足，二是要进学堂读书。 在清末的绍兴，这就是“离经叛道”。朱家自然是没办。于是，鲁迅的母亲，这位可怜又可敬的旧式家长，用了最无奈的一招：骗。 根据鲁迅的好友孙伏园后来的回忆，鲁迅虽然不情愿，但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 婚礼那天，他像个木偶，任人摆布。穿袍褂、戴红缨帽、跪拜……一切都照办了。鲁迅的堂叔周冠五回忆说，那天鲁迅“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 重头戏来了——洞房花烛夜。 据周家的后人周光义回忆，那天晚上，鲁迅确实在新房里看书，看得“迟迟才睡”。 而更决绝的在后头：两三天后，鲁迅直接搬出了新房，住到母亲的房间里去了。 这在当时的绍兴，是天大的事！新婚燕尔，丈夫不跟妻子同房，跑去跟妈睡，这等于是在用行动对所有人宣布：这婚，我不认。 还有一个更让人心酸的细节，来自周家的老佣人王鹤照的回忆。他说，新婚第二天早上，鲁迅的脸上，沾着新被子上的靛青染料。 啥意思？他推测，鲁迅可能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一整夜。 当然，也有人质疑这个细节，说当时是夏天，盖什么被子？但不管他哭没哭，那种深入骨髓的绝望，是藏不住的。 这场婚姻，从第一秒钟开始，就不是结合，而是“宣判”。 新婚才第四天，鲁迅就带着二弟周作人，头也不回地又去了日本。 他跑了。 把这个“新娘”，这个“妻子”，留给了老家的母亲。 后来，鲁迅对好友许寿裳说了那句著名的话：“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朱安，从嫁进周家的那一刻起，就不是一个“妻子”，而是一个“活的牌位”，一个鲁迅必须承担的“道德责任”。 咱说句公道话，朱安做错了什么吗？她什么也没做错。她的“错”，在于她就是那个“旧时代”本身。她裹着小脚，不识字，温顺，认命。她身上具备了旧时代“好媳妇”的所有标准，而这每一个标准，恰恰都是鲁迅要用笔去讨伐的对象。 这才是最绝望的。鲁迅要反抗的“吃人的礼教”，活生生地睡在了他的枕边。 从1906年结婚，到1927年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这中间隔了整整21年。 这21年，鲁迅是怎么过的？ 鲁迅是个活生生的人，他有七情六欲。他怎么处理这份“礼物”和自己人性之间的巨大冲突？ 他把所有的能量，全都转向了工作。 他像一头困在笼子里的野兽，既然无法冲破婚姻这个“笼子”，他就只能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锻造自己的“武器”——笔。 他拼命地翻译、写作、讲课、编杂志。 然后，就是那个“薄裤子”的细节了。 鲁迅在北京任教的时候，生活极其刻板。据很多回忆录记载，他非常“苦行僧”。大冬天，北京零下十几度，雪花纷飞，他常常只穿一件薄薄的夹裤，甚至单裤。 有人说这是他不拘小节，有人说这是他硬骨头。 但今天咱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何尝不是一种刻意的“自我压制”？ 当身体处在寒冷和轻微的不适中时，人的欲望会降低，精神却会高度集中。这是一种用“体肤之苦”来换取“精神之锐”的法门。 这20年，他不是没有“生理需求”，他是把这种最原始的生命力，连同他对旧世界的愤怒、对朱安的愧疚、对母亲的无奈，一股脑儿地“蒸馏”和“升华”，变成了墨水，喷涌而出。 他写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哪一篇不是在“呐喊”？他是在替中国呐喊，也是在替他自己呐喊。 鲁迅在用“薄裤子”对抗自己，那朱安呢？ 朱安更可怜。她被留在了绍兴的周家老宅，守着一个空荡荡的新房，一守就是13年。 她不明白丈夫为什么不理她。她只知道，自己是“周家的人”。 她以为这是一场“长跑”，只要她够顺从、够有耐心，只要她“爬”得够久，总有一天能“爬”到鲁迅的心里去。 可她不知道，她爬的那堵“墙”，在鲁迅心里，早就该被推倒了。 她的努力，她的隐忍，她那套旧时代的“妇德”，在她丈夫眼里，全是错的。 直到许广平的出现。 许广平是鲁迅的学生，一个敢爱敢恨、思想独立的新女性。她的出现，才是鲁迅那被压制了20年的情感和欲望的真正“出口”。 当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的消息传来，朱安的“蜗牛壳”碎了。 她知道，她这辈子，都爬不到“墙顶”了。 鲁迅去世后，朱安和鲁迅的母亲由许广平接济生活。 1947年，朱安在孤苦中病逝。她在临终前，说了一句更具“毁灭性”的话。 当时有人去看她，她哭着说：“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看，从“礼物”到“遗物”。 她一辈子，都没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被平等对待的“妻子”。她始终是一个“物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