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建议好暖人心！ 高志英教授建议，统一后要在台北选择一些大街，任命一条为吴石将军大道，一条陈宝仓将军大道，一条朱枫大道，一条聂曦大道，同时要以他们的名字铸造铜像。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让世代子孙永远记住这几位伟大的烈士，另一个是让全世界知道只有一个中国。 这个必须要支持，相信也一定可以实现，因为这几位烈士太伟大。 例如吴石将军，作为一个有着如此崇高位置和荣耀的人，他没有享受荣华富贵，没有贪恋权贵，而是一心想着统一，心心念念为了全国人民着想。 试想一下，如此高位的人去搞情报多么容易暴露身份，他甚至都没有想过暴露后，老婆孩子会遭遇什么。 尤其他的贡献更是巨大的。 把镜头拉到1950年的台北街头，吴石穿着将官制服，肩章闪闪，可公文包里藏的却是手绘的《台湾防区兵力部署图》。同桌喝酒的国民党高官夸他“参谋本部才子”，他笑笑举杯，心里想的却是如何把这份“礼物”送过海峡。酒过三巡，别人醉倒，他回家把情报塞进茶叶罐，转头交给交通员，整个过程连妻子王碧奎都不知情。她不是没察觉，只是懂他——结婚那天他就说：“国不安，家难全。” 后来事情败露，国民党宪兵冲进家门，王碧奎被反手铐走，大儿子吴健成被堵在教室，小儿子还在院子里踢毽子。审讯室里，吴石把所有电报往自己身上揽，一句“内人不知情”重复了上百遍。枪决前一夜，他给妻子写纸条：“对不起，先走一步，你们好好活。”纸条藏在棉袄夹层，直到1980年代才在档案袋里重见天日。现在如果台北有条“吴石大道”， 孩子们每天踩着柏油路去上学，脚下就是他当年走的那条线，想想就觉得历史没走远。 再说陈宝仓，很多人第一次听这名字。其实他是爆破高手，抗战时炸过日军仓库，后来潜伏进台湾，化名“陈仓”，在基隆港混成运输课长。白天他叼着牙签指挥搬运，夜里把码头布防图折成香烟盒，塞进香蕉筐运出去。1950年3月，他身份暴露，被押往马场町刑场，路上还回头对行刑兵说：“别打脑袋，脸留给家人认。”那年他46岁。若真有一条“陈宝仓大道”，基隆的货车司机每天来回跑，等红灯时瞄一眼路牌，也许会心里咯噔一下：原来这城市能繁华，是有人提前把地雷扫了。 朱枫，四位里唯一的女性，却是“四人小组”的润滑油。她穿旗袍、烫卷发，挎着小皮包穿梭台北茶楼，把情报缝在丝帕里，外人看来就是时髦太太。被捕后，她吞金戒指自杀未遂，国民党把她绑在担架上继续审讯，她只说一句：“孩子在家等我，你们快点。”枪响那天，台北下着雨，刑场边的野菊花开得黄灿灿。后来她的孙女在网上发文：“奶奶，我今天路过台北车站，如果那里有朱枫大道，我一定天天去献花，让路人知道女人也能扛起家国。” 聂曦年纪最小，牺牲时仅25岁。他原是宪兵队翻译，利用身份把《台湾戒严令》原文拍成微缩胶卷，藏在钢笔里送出。事情败露后，他被倒吊在梁上三天三夜，没供出一个同伙。行刑前，他画了一张速写：一只破笼而出的鸟。狱卒看不懂，随手扔了，后来被狱医捡到，保存至今。如果“聂曦大道”真出现，最好在路口放一尊铜像：青年抬头，手里举一支钢笔，鸟从笔尖起飞。这样下班的人经过，也许会想起：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有人用命换的。 有人担心：台北街道改名，会不会引发争议？其实大道不改名，历史也不会消失。把烈士名字刻在路上，就像给城市装一块“记忆芯片”。孩子们每天踩着上学，情侣们牵手路过，游客拍照打卡，名字被念出来，故事就被传下去。久而久之，吴石、陈宝仓、朱枫、聂曦不再只是课本里的铅字，而成了台北的地标，成了红绿灯前的坐标，成了导航语音里的“前方左转”。这比任何口号都管用——路在脚下，历史就在眼前。 再说国际观瞻。统一后，当外国记者看到路牌上写着“吴石将军大道”，问是谁，我们可以大大方方介绍：这是中国统一战争里的英雄，他们用生命告诉世界，两岸从来是一家。街道是城市的脸，路名是脸上的刺青，刺上去就抹不掉。以后谁再拿“台湾地位未定论”说事，先让他开车绕台北转一圈，四条大道走完，看他还好意思张嘴？ 我爷爷是老兵，1949年随部队撤到金门，后来常望着对岸发呆。他总说：“那些人要是活到今天，看到高铁穿过台湾海峡，会哭还是会笑？”我没法回答，但我知道，如果哪天我站在吴石大道的路口，一定会拍张照片发给他：“爷爷，他们没走，只是换了个名字，陪我们一起堵车、一起等红灯、一起迎接统一后的早高峰。” 名字上了路，人就回了家。四条大道，四座铜像，四个故事，连成一张网，把历史、现实和未来兜在一起。等那一天到来，我们带着鲜花去剪彩，告诉烈士：你们没走完的路，我们替你们跑完。红绿灯闪烁，车流如织，孩子们在斑马线前抬头问：“妈妈，吴石是谁？”我们可以蹲下来，轻声说：是让我们能安全过马路的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