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晓岚，即是烈士聂曦在台湾的侄孙女。目前聂晓岚是台北一所中学里的历史老师。拍摄《沉默的荣耀》时，她专程从对岸飞过来，客串了这个庭审的最后时刻，一位庭审员。聂晓岚不是在演戏，她是真实聂家在新时代里生命的延续。 她攥着口袋里那张磨得边角发毛的黑白照片站在庭审现场，指尖反复蹭过照片上年轻的面孔——那是叔公聂曦，1948年潜伏在台湾时留下的影像，背后还歪歪扭扭写着“待归乡，敬候家人”。那天片场的灯光打在她脸上，没有演员的紧张，只有一种沉在骨子里的郑重，仿佛不是来客串一个角色，而是替整个聂家，赴一场跨越七十多年的“重逢之约”。 没人比聂晓岚更清楚，“聂曦”这两个字在家族里的分量。她从小听奶奶（聂曦的亲侄女）讲叔公的故事，讲他19岁瞒着家人投身革命，讲他在台湾街头装作布店伙计，偷偷传递情报时总把袖口挽到小臂，方便随时藏起密信；更讲1950年那个雨夜，军警闯进布店时，聂曦为了烧毁情报，手指被火苗烫得全是疤，最终还是被押走，再也没回来。奶奶说这些时，总拿着一块聂曦留下的蓝布手帕擦眼泪，那手帕上的针脚，是聂曦出发去台湾前，母亲连夜缝的。 可这些故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藏在台湾的聂家老宅里。聂晓岚上中学时，历史课本里关于那段隐蔽战线的记载少得可怜，提起“聂曦”这个名字，连专门教台湾史的老师都摇头说“没印象”。她那时候就憋着一股劲：叔公不是“无名者”，他的牺牲不该被埋在时光里。后来考上师范大学，她毫不犹豫选了历史专业，就想把这些“沉默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在台北的中学课堂上，她讲两岸近代史时，总会多留十分钟。拿出那张老照片，跟学生说“这是我的叔公聂曦，他当年在台湾为了守护更多人的家园，把生命留在了这里”；讲情报传递的危险时，会提起奶奶说的“袖口藏信”的细节，告诉学生“英雄不是课本上的黑体字，是会疼、会想家的普通人”。有学生问她“两岸隔着海，这些故事还有意义吗”，她指着教室窗外的樟树说“就像这树，根在土里连着，不管枝叶往哪边长，本源从来没变过”。 这次来客串《沉默的荣耀》，是她主动联系的剧组。看到剧本里写的“庭审最后时刻，众人向烈士默哀”，她立刻订了机票——她想站在那里，不是演“庭审员”，是作为聂家的后人，替那些没等到聂曦归乡的长辈，说一句“我们记得”。片场里，当导演喊“默哀开始”，她低下头的瞬间，脑子里闪过的是奶奶临终前抓着她的手说的话：“要是能让你叔公知道，家里有人还记得他，他就不孤单了。” 她从来没把自己当“客串演员”。拍戏间隙，她拿着聂曦的事迹资料，给剧组的年轻演员看：“叔公当年潜伏时，每天都要记好几本假账，怕暴露身份；他最喜欢吃母亲做的糯米糕，到台湾后再也没吃过。”那些细碎的生活细节，让剧本里的“烈士”形象，一下子变得有血有肉——原来所谓“荣耀”，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光环，是普通人在绝境里守着信念的执着，是后人隔着岁月不肯遗忘的牵挂。 聂晓岚回到台北后，把拍戏时穿的那件庭审员制服叠得整整齐齐，和那张老照片放在一起。课堂上，她又多了一段新故事，讲她在片场看到的、听到的，讲“沉默的荣耀”不是一句口号，是像叔公这样的人用生命写就，再由一代又一代人，用记忆和传承续下去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