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晚年患病，医生劝他去北京301医院治疗，那里的医疗条件会好一些。许世友却就

许世友晚年患病，医生劝他去北京301医院治疗，那里的医疗条件会好一些。许世友却就是不去。医生问他为什么，许世友说，北京的路太窄了。医生很奇怪，反问说，北京的路不窄啊，长安街很宽的。许世友又说道，北京人多啊，我吵架吵不过他们。他们是谁？为什么吵架？医生不明所以，也不好再问了。 老许的倔，那是在圈子里出了名的。当年仗打完了，论功行赏，中央给他安排了军委常委的位子，这是多大的荣耀？可他倒好，手一挥，不干。理由很简单：身体不好，在北方待不惯，就想回南京。 明眼人都清楚，这哪是身体不适应，这是他心里头有自己的小九九，是他主动选择和那个权力的中心保持距离。 回到南京，他不住原来的小洋楼，偏偏相中了中山陵8号。那地方是够清净，也够大。可许世友接下来的操作，让所有人都看呆了。 他嫌院子里的草坪“不打粮食”，叫人全给铲了，然后亲自带着警卫员、秘书，开荒种地。小麦、玉米、大豆、高粱，种得有模有样。院子大了太空，他就在墙根底下盖了一排猪圈，养了十几头猪。院里的那个小湖，也没闲着，全撒上鱼苗。 远远一看，这哪里是高级干部的住所，分明就是一个生产大队的队部。他自己脱下将军服，穿上旧布衣，卷起裤腿就下地，干得一身泥一身汗，然后哈哈大笑，比打了胜仗还高兴。 1981年的一个春天。许世友把跟了自己几十年的两个老秘书叫回家，摆上一桌好菜，几瓶茅台，他那两个儿子也在座。酒过三巡，气氛正酣，许世友突然放下酒杯，叹了口气，说出一句让所有人心里一沉的话。 “我死后，不要给我火化。” 饭桌上瞬间鸦雀无声，谁也没想到老首长会在这个时候交代后事。 许世友没理会众人的惊讶，自顾自地往下说。他说，当年毛主席号召领导干部带头火化，他在倡议书上就没签字。这事他跟主席当面汇报过：活着尽忠，死了尽孝。他这辈子亏欠最多的，就是他娘。 说到他娘，这个铁打的汉子，眼圈红了。他说自己七岁就没了爹，是娘一口奶一口饭把他拉扯大的。后来闹革命，常年在外征战，几十年就回过三次家，陪在娘身边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个月。老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正在前线指挥战斗，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这是他心里一辈子都过不去的坎，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我给老家的大儿子许光写过信了，让他给我备好了一副棺材，花了50块钱。”许世友说得平静，就像在安排一件普通家事，“我死了，就拉回去，埋在我娘坟边上，给她看坟。” 话说到这份上，大家全明白了。许世友晚年所有的“怪”，所有的“倔”，根子都在这儿。 他为什么不去北京当官？因为他怕离那个权力中心太近，自己身不由己。他为什么要把家搞成“农庄”？因为他心里最眷恋的，始终是那片生他养他的黄土地。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他不去北京治病的理由，是不是就豁然开朗了？ “北京的路太窄了”，窄的不是长安街，而是通往他母亲坟前的那条乡间小路。 到了北京，进了301医院，他的生死就由不得自己了。一旦病逝在那儿，作为开国上将，作为曾经的政治局委员，火化是板上钉钉的铁律，谁也改变不了。那条回家的路，就彻底断了。 “北京人多，我吵架吵不过他们”，他要吵的“架”，正是“土葬”与“火化”之争。 “他们”，就是那些必须执行国家政策的同志和战友。这场“架”，他知道自己吵不赢。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去。 1985年的秋天，许世友的病情急转直下。9月30号，他陷入了半昏迷状态。工作人员趁他意识不清，才终于把他送进了南京军区总医院。 住进医院的许世友，虽然虚弱，但那股子倔劲儿一点没减。医生护士对他进行了24小时的严密监护，把他房间里所有可能藏酒的地方都搜了个遍。 可怪事还是发生了。一天，护士在沙发底下，居然找到一个半空的茅台酒瓶。谁也想不通，这酒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地进来的。大家去问他，他咧着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嘿嘿地笑：“馋啊，忍不住。” 工作人员又气又心疼：“首长，您这身体再喝酒，跟喝毒药有什么区别！” 许世友赶紧摆手：“小声点，小声点，别声张。” 没办法，医院只能把监管升级。可没过几天，又在他挂在卫生间里的一件军大衣口袋里，发现了第二瓶酒。原来，那些络绎不绝前来探望他的老部下、老战友，总会想方设法，偷偷给他塞点“精神食粮”。 对许世友来说，酒是命，但信守对母亲的承诺，比命还重要。 病痛的折磨是残酷的。肝癌晚期的疼痛，据说比任何酷刑都难熬。可许世友，硬是咬着牙一声不吭。 10月22日，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在最后的时刻，病房里挤满了他的老战友。田在他耳边哭喊，将军们脱下军帽，向他鞠躬告别。16点57分，心电图变成了一条直线。 那个铁打的汉子，终究还是走了。他一生征战，杀伐决断，看似无情，可他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始终留给了那个生他养他的女人，和那片埋着他母亲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