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锦辉，中共台湾宜兰地区地下党负责人，1950年秋天在国民党“军法处”监狱被杀害。牺牲前，他与狱友们一一握手道别。被绑后，微笑走向刑场，狱友回忆他的手是温暖的。国民党还抓了他刚刚高中毕业的妹妹冯守娥，关在女监，用来恐吓他。 冯锦辉生在宜兰罗东的农家，打小就跟着父亲在田埂上忙活。稻子抽穗的季节，他凌晨三四点就起来帮着割稻，汗水滴在泥里，他总跟父亲说“要是能让大家都能安安稳稳种庄稼就好了”。1945年台湾光复时，他刚满20岁，攥着皱巴巴的报纸在镇口公告栏前挤了半天，跟着人群一起喊“终于回家了”。 那会儿他以为“回家”就是天亮，结果天刚亮又黑了。 光复不到两年，国民党兵坐着美国登陆舰涌进基隆，码头堆满美国面粉，宪兵拿枪托子砸人，说谁抢就毙谁。冯锦辉在罗东蔗田边看见被捆成一串的“走私犯”，全是穿木屐的本地小贩，脸被按在甘蔗渣上磨得血肉模糊。他回家把报纸撕得粉碎，跟父亲说：“阿爸，咱们换的不是主子，是绳子。” 1947年二二八，罗东也点火。镇上青年把派出所围了，冯锦辉扛一把镰刀冲在前面，不是为了砍人，是想把被冤枉抓走的邻居老林抢回来。枪声一响，人群像被风刮倒的稻子，老林没救出来，倒多添了三个坟包。冯锦辉连夜翻山跑去礁溪，躲进一间破茶厂，在那里碰见一个戴圆眼镜的台北学生，学生给他一本油印小册子，封面三个字——《新台湾》。那一夜他蹲在炭炉边，把册子翻得卷了边，第一次听见“阶级”这个词，像有人在他脑门里划亮火柴：原来穷人跨海峡都一个样，都被同一批锁链拴着。 他从此成了“读书会”的火车头，罗东、苏澳、冬山，骑一辆破铁马，后座绑着竹筐，筐底铺香蕉叶，上面盖着《三国演义》，底下压着《土地法大纲》。谁家缴不起租，他帮写状子；谁家孩子被日本校长打，他教唱“打倒列强”改词版。1948年冬天，他在梅花湖边的土地公庙宣誓，没有党旗，就把自己蓝衬衫脱下来，反过来让同伴用红药水画五角星，挂在泥塑的土地公脖子上，三个人压低声音喊“共产党万岁”，喊完自己先笑成一团，笑完又抱头哭，像一群终于找到娘的孩子。 1950年抓人风声紧得像台风眼。同伴一个个失踪，有人被麻袋套头，有人直接在海堤边“被跳海”。冯锦辉把文件塞进竹筒，藏进自家烟囱，跟妹妹守娥说：“要是我没回来，你把烟囱捅了，里面的东西比命重。”守娥才十八，刚考上台北女师，一听就哭，他抹掉妹妹的眼泪：“别哭，眼泪会泄密。”结果还是出了叛徒，一个怕打靶的同伴把名单全卖了。 宪兵半夜踹门，冯锦辉从后门跳出去，赤脚跑过稻田，月光把稻茬照得像一排排尖刀。他本可以往山里钻，却折回家，因为守娥被按在门槛上，枪管抵着后脑勺。他走过去，把妹妹护在身后，跟宪兵说：“我签字，放她。”人家笑：“先签，再放。”他知道这是空头支票，还是写了，写完把笔一扔，笔杆砸在宪兵靴子上，弹回来，像一声闷笑。 军法处监狱在台北西宁南路，外号“马场町前哨”。牢房湿得能拧出水，冬天风从墙缝灌进来，像有人拿锉刀一点点锉骨头。冯锦辉却教狱友认字，用偷夹进来的铅笔头，在草纸上写“稻”“田”“家”，写完把纸嚼烂咽下，第二天再从肚子里翻出来复习。他说：“字吞进去，就没人抢得走。”临刑前夜，他把自己唯一像样的外套——一件学生时代的藏青夹克，撕成布条，给每个同伴绑手腕，说：“咱们约好了，下辈子还一起种稻，不缴租。” 行刑那天是1950年11月3日，台北大晴天，太阳毒得跟烙铁一样。狱卒给他五花大绑，他回头冲同牢的阿水咧嘴：“替我看看稻子熟没。”阿水后来活着出来，说那一路他都在哼《望春风》，声音低得只有他自己能听见，调子却稳得像在田里插秧。枪响前，他站在土坑边，对执行兵说：“兄弟，枪口抬高一寸，下面庄稼多，别吓着它们。”子弹穿过他胸口时，他身子往前一倾，像要去扶一株被风吹倒的稻穗。 妹妹守娥在女监关了一年，出狱时耳朵被耳光打聋一半。她带着哥哥那件撕剩的衣领回罗东，把衣领埋进自家田头，种了一圈番薯。番薯藤爬得满地都是，像一张绿色的网。后来她去小学教书，教到退休，学生只记得她有个怪习惯：每年11月3日，她不上课，带着孩子在操场种番薯，种完让大家闭眼，说“跟土地说声谢谢”。 我去年回罗东，在火车站碰见守娥阿婆，她八十八了，背弯得像拉满的弓，还自己挑水浇菜。我问她：“您恨吗？”她摇头，指着自己耳朵：“听不见了，就记得哥哥说的那句——‘别让仇恨比稻子高’。”她带我去看那片老田，现在盖了物流中心，只剩墙角一株野番薯，叶子被尾气熏得灰白。我蹲下去想拔，她按住我：“留着吧，根在，人就还在。” 写这些时，我在厦门宵夜摊，隔壁桌一群年轻人正摇骰子，输的人要发朋友圈“台湾是中国的”。他们笑得很大声，我却想起冯锦辉那件藏青夹克，想起布条上也许还沾着稻花味。历史不是骰子，不能一把定输赢；它是田里的茬，割了还会再长，只要有人记得松土、播种、浇水。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